1998年3月5日，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给协会秘书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短，不过百余字：
各位秘书长： 寺庙收取门票的事，是不合理也不如法的。开始是从上海玉佛寺搞起来的，他们收取一种叫”香花券”的费来统一购买香火和花供佛。后来大家仿效，就演变成了门票。 我现在建议在此次会长扩大会议上提出取消寺院收取香花券（变相的门票）办法，通知全国佛教寺院遵行，以杜绝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
请商议。
赵朴初 98年3月5日
彼时的赵朴初，身份不只是”佛教协会领导”，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人间佛教”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是将佛学、诗词、书法集于一身的20世纪中国佛教界最高旗帜式的人物。
一位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专门花笔墨写信反对寺庙收门票，而且措辞极其直接——“不合理也不如法”。
八个字，没有丝毫模糊空间。
一、寺庙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门票的？
赵朴初为什么反对寺院收取门票，寺庙门票又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两千余年里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但几千年里，佛寺从来没有收门票一说。
赵朴初在信里说得很清楚：门票制度是从上海玉佛寺开始的，最初称为叫”香花券”。
什么叫香花券？
早年间，寺庙收的不是”门票”，而是香客进寺前购买的一种凭证，名义是”统一购买香火和鲜花供佛”。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香客不能自带香烛，必须通过寺庙购买，等于在入口处设了一道收费关卡。
但最初的香花券，金额不大，名义也算正当，争议不大。
问题出在后面。
全国各地的寺庙开始群起效仿，形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高，名义越来越杂。最终，香花券彻底异化为门票，成为游客进寺的硬性门槛。
从”供佛的香火费”到”进门的商业票”，这个演变花了几十年，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
赵朴初在信里用了一句话点破这个本质：“后来大家仿效，就演变成了门票。”
一个”演变”，道尽了整个过程的荒诞——没有人决定要做这件事，但它就这样发生了，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等大家反应过来，门票已经成了全国寺庙的标配。
二、反对门票的从不只有赵朴初一个人
近几十年，反对寺庙门票的声音从未间断，而且一次比一次直接。
2015年，星云大师在江苏宜兴大觉寺接受专访时毫不客气地说：
“我想大陆的佛教，寺院先要和商业隔开，不可以收门票，收门票就等于商业往来。”
他还顺带批评了寺庙里常见的”烧头香””敲头钟”等操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香、头钟，与别人没有关系的。这个信仰是个人的心——心中有佛。”
星云大师的态度很明确：寺院是信仰之地，不是商业场所。门票一收，性质就变了。
2013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也是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麓山寺方丈圣辉法师在湖南省佛教协会第六次代表会上，率湖南29所寺院住持共同发愿，从当天起主动取消寺院门票。
他认为：”寺庙不能变成商业谋利的工具和是非混淆的’名利场’，佛教界必须保持清净庄严，不能成为世俗社会的’唐僧肉’。”
“名利场”和”唐僧肉”，无论哪个词对佛界都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前者是批评那些借佛敛财的人，后者是说那些把寺庙当提款机的地方势力。
2011年3月22日，南普陀寺宣布取消已实行60余年的”凭票入寺”制度。
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南普陀寺方丈则悟法师解释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
“南普陀寺是民众共有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取消门票将方便十方游客免费入寺，同沐清净佛光。”
2012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在河北柏林禅寺生活禅夏令营开营仪式上，面对八方信众，发出呼吁：
“寺院收门票使得佛教寺院越来越成为有利可图的地方。现在佛教寺院不但要收门票，还吵着要上市，将清净的佛门圣地弄得满是铜臭味，极大地损害了佛教慈悲济世、普渡众生的形象。”
他强烈呼吁全国佛教名山大寺一律实行免费对外开放，走出“门票经济”的怪圈。
赵朴初、星云大师、圣辉法师、则悟法师、净慧长老……，都反对寺庙收取门票，无一例外。
2025年12月，杭州灵隐寺宣布免香花券。消息一出，不少人为之感慨——连坐拥千万客流、亿元门票的古刹巨擘都愿意放下这笔巨额收入，门票这道“围墙”，是否真的到了该拆的时候？
三、为什么寺庙收门票”不合理不如法”
“如法”，是佛教用语，意思是”符合佛法戒律”。
佛教对金钱有着明确戒律规定：僧人不得蓄积、使用或接触金钱。佛法强调”少欲知足”，财物越少越好。
在中国佛教传统中，真正持戒严格的僧团，确实不收香火钱，不设功德箱，信众捐赠物品也需要登记造册、按需分配。
赵朴初说”不如法”，正是从这个戒律精神出发的——当”进庙”变成”买票”，当”礼佛”变成”消费”，佛教最根本的清净修行属性就被稀释了。
当然，这里有一个现实张力不能回避：现代社会的寺庙不可能完全脱离经济运作。殿堂要修缮、僧人要吃饭、文物要保护，这些都需要钱。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钱”，而在于用什么方式获得资源——是靠信仰驱动的自愿捐赠，还是靠商业门槛的强制收费？
这两者，在精神层面上有本质差别。
四、为什么还是很多寺庙在收门票？
其实，现在很多寺庙收的”门票”，至少是三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种：景区大门票
这是最常见、也是争议最大的形式。
以一些知名寺庙为例。游客要进寺庙，先得买一张景区门票，进了景区再买一张寺庙香花券。
但这两笔钱，去向完全不同：
景区门票归景区管委会或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索道维护和人员工资，寺庙并不能拿到多少分成。
很多寺庙处于这种”寺在景中、利归景区”的被动局面。僧团想不收门票？可以，但景区大门票不归他们管。
第二种：香花券（小门票）
这是寺庙自己收取的费用，直接进入寺庙账户，用于僧团生活费、殿堂修缮、文物保护和日常宗教活动。
这一类门票，才是赵朴初等人批评的焦点——不是批评僧团生存艰难，而是批评这个形式本身让寺庙从”信仰场所”变成了”经营主体”。
但问题更复杂：如果完全取消，小寺庙的收入从哪里来？
第三种：博物馆/公园门票
有些场所历史上是寺庙，但现在既无常住僧团，也无宗教功能，已完全转变为文物保护单位或公共园林，比如悬空寺。
这类场所收门票，是文物管理和公共服务范畴，与宗教信仰无关。
搞清楚这三种类型的区别，是理性讨论寺庙门票问题的前提。否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赵朴初1998年写的这封信，但直到现在很多寺庙还在收门票，利益捆绑是最核心的原因。
大量历史名刹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被纳入景区统一管理体系。地方政府主导景区开发，修路、建停车场、配套基础设施，投入巨大，门票成为最直接的回收渠道。
在这个模式里，寺庙的门票定价权从来不在自己手里。
从南普陀寺2011年取消门票，到圣辉法师2013年率29所寺院主动取消，再到2025年灵隐寺免票——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拉锯战，正在一点一点松动。
它意味着，至少在政策层面，”门票经济”的时代正在走向尾声。
赵朴初写信的时候，用了一句结尾：
“请商议。”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商议没有停止。
那封信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跨越世纪的追问：
一座寺庙，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只属于信仰？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走进山门的人，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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