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说清藏传佛教的起源,得从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说起。

苯教:雪域原始信仰的系统化之路
当中原大地尚处于春秋争霸时,青藏高原的象雄王朝(今阿里地区)已孕育出西藏最早的制度化宗教——苯教。
公元前6世纪,象雄王朝第一代王辛饶米沃切站在高原的罡风之中,敏锐地察觉到统治的需求。彼时,藏地盛行原始萨满教,巫师们通过喃喃咒语与神秘仪式通神,但教派松散,缺乏统一规范。辛饶米沃切以非凡的智慧,将原始萨满教进行改造,创立了苯教,自此西藏进入原始苯教时期,也被称为多苯时期。
“苯” 在藏语中意为 “吟咏”,继承了泛神论萨满教万物有灵、巫术咒法、动物图腾等核心教义,但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它将原本零散的萨满巫师整合为一个有组织的阶层 ——“苯”,并进一步细分出魔苯、赞苯、招财苯、神鬼苯等不同司职。
魔苯负责驱魔辟邪,守护人们免受邪祟侵扰;
赞苯掌管祭祀天神,祈求风调雨顺;
招财苯司职招财纳福,为民众带来财富;
神鬼苯则与各类神鬼沟通。
这些分工明确的苯教神职人员各负其责,共同维系着苯教的运转。同时,象雄王朝设立 “古辛”(大苯)一职,统合教权,其地位类似中原王朝的国师,标志着苯教从原始宗教向政治化宗教转变,成为服务王权统治的重要工具 。

公元前360年,中原进入战国时代,商鞅入秦掀起变法浪潮。
而在藏地,山南地区的部落首领聂赤脱颖而出,建立吐蕃王朝。聂赤深知宗教对王权稳固的重要性,将象雄的苯教立为国教,并被苯教巫师神化为 “天神之子”——“赞普”。“赞” 意为神,“普” 意为儿子。
从此 ,“赞普” 成为藏王的专属封号,聂赤赞普也借此获得神格化地位。他规定苯教的国师古辛一律由藏王赞普任命,牢牢将教权掌控在王权之下,确立了 “王权驯服教权” 的传统。
然而,随着苯教教士阶层的不断膨胀,其与王权的矛盾逐渐激化。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时期,为遏制苯教教权的过度扩张,他从克什米尔、象雄和勃律请来三位苯教大巫师,试图以苯制苯。但他未曾料到,这些巫师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大臣洛昂达孜勾结,于公元前123年(此时的中原,正值西汉霍去病正封狼居胥威震匈奴时期)将止贡赞普杀害。
后来,止贡赞普的儿子夺回权力,对苯教教权展开强力打压,原始苯教时期终结,藏地进入恰苯时期,苯教也迭代为雍仲本教。
雍仲本教对原始苯教的神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合,提出宇宙分为天界、人界和鬼界三界的理论。
天界由天神赞主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人界为人类生活之所;
鬼界则由龙神鲁掌管,充满神秘与未知。
此外,教主辛饶米沃切被赋予 “半神” 地位。这看似是教义的改造,实则是对原始苯教神权的分化,通过增设多个神系及其对应的大苯,削弱单一古辛的权力,以适应王权的需求。


佛苯之争:雪域高原上的信仰博弈
公元644年,吐蕃王朝迎来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松赞干布。他凭借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能,攻陷象雄王朝,一统藏地。
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吐蕃王权与苯教教权不断争权夺利,苯教神权虽多次被弹压,但又不断膨胀。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松赞干布将目光投向了外来的佛教。
松赞干布皈依佛教后,大力推动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他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这两座寺庙不仅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场所,更成为汉藏、印藏文化交流的象征。同时,派遣16位大臣远赴印度,学习梵文和佛法,积极引入佛教文化。
然而,松赞干布制定的刑法却极为残酷,断肢割舌、挖眼剥皮等刑罚的存在,与佛教倡导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教义背道而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引入佛教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佛教压制苯教,以巩固王权统治。
在佛教的冲击下,苯教为求生存,进入居苯时期,主动吸收佛教的教义、仪式等元素,完成佛教化改造。但佛苯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
公元755年,藏王赤德祖赞在亚著贝擦城被大臣杀害,随后吐蕃属国发动叛乱。年仅13岁的赤松德赞继承王位,因年幼,实权掌握在苯教军权集团的恩兰达扎路恭和教权集团的马翔仲巴杰手中。他们以弑君大臣为佛教徒为由,将叛乱归咎于佛教,发起大规模灭佛行动,焚毁佛寺,驱逐僧人,并立法禁止佛教传播,苯教借此重回巅峰。
随着赤松德赞逐渐长大,亲政后面对苯教教权集团的极度膨胀,王权与教权的矛盾达到白热化。此时,他的亲信益喜旺波,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向他提出 “崇佛灭苯” 的策略。
赤松德赞采纳建议,一方面扶持崇佛大臣,分化吐蕃权力派系;另一方面,命令益喜旺波等人秘密翻译佛经,为复兴佛教做准备。
公元769年,当中原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奉诏入朝时,赤松德赞设计将马翔仲巴结诱入坟墓,困死这位反佛派首领,随后对反佛派进行清算,开启灭苯行动。
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迎请天竺寂护大师入藏,建立吐蕃第一座佛寺 —— 桑耶寺,并挑选七位崇佛派大臣随寂护大师剃度出家,史称“七觉士”。此后,密宗大师莲华生大士也应邀入藏,进一步推动佛教在藏地的传播。
赤松德赞正式下令废黜苯教,改信佛教,大量苯教经书被焚毁,苯教军权大佬恩兰・达扎路恭被流放。然而,禁苯令的颁布引发强烈反弹,象雄王发动卫教战争,民间怨声载道。
公元841年,赤祖德赞被杀,其兄朗达玛被拥立为赞普后,发动大规模灭佛运动,佛寺被毁,佛经被焚,僧人遭屠戮,史称 “朗达玛灭佛”。这场灾难使佛教在藏地陷入长达100多年的沉寂,藏传佛教前弘期终结。


佛经译场与禅宗祖庭
公元978年,正值中原五代十国时期,佛教从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藏地,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
公元1042年,当西夏李元昊率军攻打北宋时,孟加拉高僧阿底峡尊者入藏,推动 “上路弘传”;与此同时,桑耶寺僧侣北上宗喀取经,带回佛法,形成 “下路弘传”。这两次重要的佛教传播活动,使藏传佛教重焕生机,佛苯之争也从之前激烈的权力冲突,转入信仰层面的长期拉锯战。
这一时期,苯教在第二代宗师年美、喜绕坚赞的努力下,创立扎西梅日寺,构建起完善的苯教哲学体系,使苯教从原始宗教真正发展为成熟的宗教。但藏传佛教凭借诸多优势逐渐占据上风。
12世纪末13世纪初,突厥穆斯林洗劫印度飞行寺、那烂陀寺、超岩寺三大佛教圣地,佛教在印度次大陆几近消失,众多印度高僧纷纷逃往藏地,为藏传佛教带来大量珍贵的佛教典籍与高深的佛法教义,推动藏传佛教走向极盛。
公元1247年,吐蕃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帝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会盟,议定吐蕃纳入蒙古统治,藏传佛教成为蒙古国教。这次会盟意义深远,不仅标志着藏传佛教开始走出藏地,向北传播至蒙古帝国的漠北行省(今俄罗斯雅库特地区),更开启了藏传佛教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的新篇章。
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巴斯巴为国师,统领藏地。1270年,巴斯巴为忽必烈灌顶,自此喇嘛成为藏地的绝对统治阶层,佛苯之争以佛教的胜利彻底终结。
然而,失去外部对手的佛教,内部开始陷入激烈的教派斗争。藏传佛教逐渐形成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四大教派。其中,巴斯巴所属的萨迦派凭借 “法王” 制度,与蒙古王权实现完美契合。
萨迦派教主采用血统世袭制,到巴斯巴时更创立叔侄世袭制,这与蒙古王权世袭制相呼应,为蒙古王权提供了重要的宗教背书;同时,“法王” 集教权与王权于一体,实现政教合一,满足了统治者对权力和精神双重掌控的需求。因此,萨迦派在1268-1351年期间,以大元宣政院的名义统治全藏,建立起政教合一的萨迦王朝。
元朝衰落之际,噶举派趁机崛起。
13世纪,噶举派创立活佛转世制度(噶玛巴)。随着元朝对藏地控制力减弱,噶举派分支帕竹噶举派在藏地夺权,元顺帝无奈之下册封三世噶玛巴,萨迦派逐渐失势,噶举派主宰藏地。
1407年,明朝建立,明成祖朱棣册封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为 “大宝法王”,噶举派迎来鼎盛时期。但就在此时,一位影响深远的宗教领袖诞生了——宗喀巴。1357年,宗喀巴降生,他自幼研习佛法,博采众长。1409年,52岁的宗喀巴在拉萨甘丹寺开宗立派,以阿底峡尊者的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创立格鲁派。
宗喀巴大师最初并未创立活佛转世制度,在其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格鲁派从噶举派引入转世制度,但与噶举派的世袭不同,格鲁派采用 “自袭” 方式,即这一世的活佛转世到下一世,转世活佛被称为达赖喇嘛,根敦朱巴成为一世达赖。
此外,宗喀巴的另一位弟子克朱洁也有转世活佛,即班禅,“达赖” 意为智慧深似海,“班禅” 意为大博学。格鲁派与噶举派的斗争持续了200多年。
1617年,五世达赖时期,格鲁派遭受地方政权和其他教派迫害。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商议后,邀请蒙古固始汗率军入藏,成功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使格鲁派摆脱困境。
1652年,五世达赖应清朝顺治皇帝邀请,率领三千官员前往北京访问,此次会面意义重大,满清从此皈依黄教,黄教成为清朝名义上的国教。五世达赖返回西藏后,利用顺治赏赐的金银修建十三座寺院,达赖与班禅共同统治藏地,确立了格鲁派在藏地的统治地位。


当代浪潮:藏传佛教的跨文化传播与影响
尽管黄教在清代成为国教,但在汉族群体中,其影响力长期有限。近年来,藏传佛教在汉地掀起了一股传播热潮。从汉川佛寺中出现的转经筒,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六字真言,从普通信众家中供奉的藏传上师像,到社会上层尤其是京圈名人对 “仁波切” 的追捧,藏传佛教以惊人的速度融入汉地文化。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因素。
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快节奏生活、激烈竞争等诸多压力,对心灵寄托的需求愈发迫切。藏传佛教独特的密法体系,如观想、禅修等修行方式,以及其神秘的活佛转世制度、丰富的宗教仪式,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探索的渴望。
藏传佛教注重实修与当下解脱的理念,与当代人追求高效、务实的心理相契合,使其在汉地拥有了广泛的受众群体。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不仅深刻影响着民众的信仰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传佛教的面貌。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汉传佛教寺院逐渐吸收藏传佛教的一些仪式与修行方法,呈现出 “藏化” 趋势。这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藏传佛教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其独特魅力。
从原始苯教的神秘吟唱,到佛教密宗的庄严法号;从王权与教权的激烈博弈,到教派之间的兴衰更替;从雪域高原的信仰之光,到跨地域的文化传播,藏传佛教的千年发展历程,是一部宗教与政治相互交织、不同文化彼此交融的壮丽史诗。它不仅深刻塑造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更在当代社会持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探寻其中的智慧与奥秘。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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