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里，皇帝一拍桌子，一句“诛九族”，大臣当场瘫倒在地，十分恐惧。为啥诛九族这么恐怖？它和夷三族、满门抄斩谁更可怕？要犯什么样的罪才会被诛九族？
九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有一种纵向血缘说，以《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为源头。按照《三字经》的经典表述：“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从自己往上数四代——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再往下数四代——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加上自己，正好九代。这是一条纯粹的父系直系血缘线，不涉及任何旁系或姻亲。
还有一种横向血缘加姻亲说，出自汉代经学家的注解。九族被拆分为三组：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父族四。自己这一族，加上出嫁的姑母一家、出嫁的姐妹一家、出嫁的女儿一家。都是女儿嫁出去后成立的那一户，仍算父族。
母族三。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一家。
妻族二。岳父一家，岳母的娘家。
第二种解释的计算范围明显大得多。如果按这个标准执行，一个被诛九族的人，他的姑姑的子女、姐妹的外甥、女儿的外孙、外祖父全家、外祖母娘家、姨母全家、岳父全家、岳母娘家——所有能扯上一点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全部在诛杀之列。
那么，历史上实际执行的时候，用的是哪一种？
答案倾向于第二种。原因很朴素：纵向血缘说虽然听起来工整，但九代同堂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高祖可能早已去世，玄孙可能还没出生。如果被诛的对象大半已经不在人世，株连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而横向说涵盖了母族和妻族，这些人往往是活着的、有行动能力的、可能构成复仇威胁的。统治者要的是斩草除根，根必须是活的。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诛九族”在古代法律条文里，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大明律》中关于谋反大逆的条款，规定的株连范围是“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并没有使用“九族”这个词。“诛九族”更多是一个描述性的说法，用来形容株连范围的极端扩大，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法律术语。
株连制度几乎只针对一种罪——谋反。
从秦代的“夷三族”开始，族诛的适用对象就高度集中。秦朝时，“以古非今者族”，意思是引用古代制度批评当下政治的，要灭族。到了汉代，族诛主要适用于谋反、大逆不道。唐代的法律规定得更为具体，《唐律疏议》中，只有谋反和谋大逆才适用缘坐制度。谋反指的是“谋危社稷”，也就是图谋推翻政权；谋大逆指的是“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也就是破坏皇帝的宗庙和宫殿。
为什么是谋反？因为谋反挑战的不是某一条法律，而是整个统治秩序本身，这是中央集权下的统治者们绝对不会允许的。在皇帝的视角里，一个杀人犯的家族不会因为他的死而策划复仇，但一个谋反者的家族会。株连的逻辑不是“惩罚”，是清除，是斩草除根。
这一点从量刑的差异也能看出来。普通杀人罪，本人处死，家属不连坐。但谋反大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岁以下及女性家属，“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官”。十六岁以上的男性亲属全部处死，十六岁以下的变为奴隶，女性家属也沦为奴隶。这是整个家族的物理消灭和社会性死亡。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有一篇专论秦汉参夷法的文章，讲了这个事：“虽然当时的文献中间或有‘夷七族’‘夷九族’‘夷十族’之说，但只是仅见的特例，真伪难考。而参夷法则是秦汉的成法。史籍中‘灭宗’‘族灭’以及表示夷族的‘族’字，都是指夷三族。”
“参夷”，就是夷三族，出自《汉书·刑法志》。
这条刑罚的起点在秦国。《史记·秦本纪》记：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746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往后商鞅变法，“造参夷之诛”，把它写进了成文法。
至于三族是哪三族，古人自己就吵不清楚。张晏说是父母、兄弟、妻子。如淳说是父族、母族、妻族。郑玄注《礼记》说三族是父、子、孙，注《仪礼》又说是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
李斯被“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赵高、韩信、彭越，也都死在这条律条上。
或许是太过残忍，这套刑罚后来慢慢往回收。曹魏时改了规矩，已经出嫁的妇女不再因父母的罪受牵连。西晋又改了一次，女子无论出嫁与否，都不再处死，改为没为奴婢。隋朝的《开皇律》规定，谋反大逆者，父子兄弟皆斩。
有人好奇：诛九族、夷三族、满门抄斩，哪个更恐怖？
很多人会觉得诛九族最恐怖。
夷三族的核心是“族”。关于三族，不管取哪一种，它的范围都比诛九族窄，但在秦代，它是真实且高频的政治清洗工具。
满门抄斩的重心在“门”。抄没家产，斩杀全家。它的范围通常限定在一个家庭内部，不必然牵连母族和妻族。戏剧里常演的“满门抄斩”，视觉冲击最强：府门被封，男女老少押赴刑场，家产充公，仆役发卖。
诛九族的恐怖则在于“无边”。它不只是一个刑罚，更是一个悬在整个社会关系网上的想象。只要皇帝愿意，他可以让你的整个关系网络瞬间归零。
按这个顺序排，诛九族最恐怖，但是这个排序经不起细究，因为在成文法里查不到，全史里正史明确写“九族”的，数得出几条，反而被写进律法里的夷三族更真实。
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诛九族”的案例极少，少到可以逐个列举。
最常见的说法有两例。
一例是隋朝的杨玄感。公元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进攻洛阳，兵败后自杀。隋炀帝下令将其分尸暴晒，并“诛九族”。史书记载“末年严刻，生杀任性，不复依例，杨玄感反，诛九族，复行轘裂枭首，磔而射之”。这是正史中第一次明确使用“诛九族”这个表述。
第二例是明代的方孝孺。朱棣攻入南京后，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身穿丧服，恸哭上殿，拒不从命。朱棣威胁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答“便十族奈何”。朱棣于是下令诛其十族——在九族之外加上了朋友和学生。据记载，因此案被处死的有873人，被充军流放的有千余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诛十族”的说法在正史《明史》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主要出自后世文献如《明史纪事本末》，史学界对此存疑。
除了这两例，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也经常被拿来和“诛九族”相提并论。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蓝玉案“株连蔓引，杀死大小官员及其族人累计达两万余人”。但严格来说，这两案的株连范围虽然极大，史书中并没有使用“诛九族”的表述，而是“株连”“蔓引”“族诛”等更宽泛的说法。胡惟庸本人被处死时，甚至没有经过完整的审判程序——“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
有一个强调的点是：大多数朝代的法律其实在限制株连范围，而不是扩大它。隋文帝时期，曾一度废除族刑。只有明代，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才重新大幅扩大了株连的范围。而清朝虽然沿用明制，但实际执行中“多限于三族”。换句话说，诛九族在历史上不是常态，是例外中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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