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阳小屯村，农民们很早就知道地下能挖出一种”龙骨”——刻着奇怪划痕的龟甲和兽骨。把这些骨头磨成粉，据说能治疟疾、愈刀伤。药店里的伙计嫌上面的字碍事，常常用刀刮干净了再入药。一斤六文钱，每年赶庙会的时候，磨成细面零卖。
没有人知道，那些被刮掉的划痕，是汉字的源头；那些被碾成粉末吃进肚子的，是一部失落的王朝信史。
从一剂中药，到一座消失三千年的都城，到一整部被”读”出来的商王朝，这条路，走了不过一百二十年。
误作药引三千年：甲骨的发现
1899年秋天，一个叫范维清的古董商带着十二片刻有符号的”龙骨”来到北京，求见一位大人物。
这位大人物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按今天的说法，相当于教育部部长。不过让他真正名重一时的不是官职，而是他的眼力。王懿荣一辈子潜心金石学，《清史稿》说他”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全中国的收藏界，他的一句话就能给一件古物的真伪”盖棺定论”。
王懿荣拿到那批带字的骨头，反复端详，很快做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判断：骨头上的刻痕不是无意义的划伤，而是一种比青铜器上的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他”见之狂喜”，随后开始重金收购。前前后后，一共收了大约一千五百片。
这个判断被后来的研究完全证实。国际上把1899年定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王懿荣也因此被尊为”甲骨文之父”。
可惜王懿荣没来得及展开系统研究。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在悲愤中投井殉国。他收藏的大批甲骨被儿子变卖偿债，买主是一位后来认出了那些字的文学大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精选1058片，石印出版为《铁云藏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图录，第一次让甲骨文从私人书房走进了学术界的视野。在书中，刘鹗明确指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这是第一次有人断定它属于殷商。刘鹗还试释了五十多个甲骨文字，后来被证明正确无误的有三十五个。胡适后来赞誉此书为甲骨学研究的”开路先锋”，名副其实。
1904年，瑞安学者孙诒让写成了第一部甲骨文字考释著作《契文举例》——从这一刻起，读书人正式开始”认字”了。
甲骨文刚被认出的时候，有一个天大的麻烦：没人知道它到底从哪里出土的。
古董商为了垄断货源，故意谎称甲骨出自河南汤阴或卫辉。这个谎言一度蒙蔽了很多学者。而如果出土地点都搞不清楚，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精心编造的骗局？
打破这个局面的，是罗振玉。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是晚清民国之际最著名的金石学家之一。他第一次看见甲骨实物，是在刘鹗家里。那一瞬间，”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他把解读甲骨文视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
罗振玉经过多番打探，终于在1908年从古董商口中撬出了真话：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1910年，他进一步考证出：小屯村就是文献中著名的”洹水南殷墟”，即商代都城遗址。1915年，他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察，成为踏上殷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郭沫若赞叹他”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出土地点的确认，释放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它直接促成了1928年起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大规模科学发掘——历时9年、共计15次，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奠基。罗振玉本人则搜罗了近三万片甲骨，从中精选编纂《殷虚书契前编》《菁华》《后编》《续编》等多部大书，考释出571个甲骨文字，使大量卜辞首次变得可以通读。唐兰后来评价甲骨学四大奠基人时说：”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唐兰话中的”观堂”，是指王国维——他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
1917年，王国维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他的方法是：把《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帝王名号和世系，与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商王名字一一对照。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史记》几乎全对。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距离商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他手中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能把十七世三十一位商王的名号和先后顺序记得如此准确？这个问题至今引人遐想。但更重要的是，王国维用甲骨文实打实地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从而一举终结了20世纪初甚嚣尘上的”疑古思潮”。此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怀疑东周以前的中国史全是后人编造的，王国维用骨头上的字，把信史一下子推前了一千多年。
王国维还做了一件在这个领域堪称开创性的事情：甲骨缀合。出土的甲骨容易碎裂成许多小片，他第一个发现两位不同藏家所藏的骨片竟然能拼合成一块。通过对缀合后甲骨文的重新释读，他纠正了《史记》中”报丁、报乙、报丙”的世次错误——正确的顺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这一方法至今仍是甲骨学的核心工作之一：将碎片拼成大版，相当于对甲骨文进行”二次发掘”。
他用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将”纸上之材料”（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物）互相印证——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史学路径。郭沫若评价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断代：给每一片甲骨排出时间顺序
商王朝存在了数百年——从盘庚迁殷到纣王亡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结论是255年。二百多年间，从早期的武丁盛世到晚期的衰颓，文字风格、占卜习惯、社会面貌都在变化。对研究者来说，如果不能把甲骨片按时间排好次序，就等于面对一堆打乱页码的档案，每翻一页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董作宾，字彦堂。
1928年，史语所派董作宾前往安阳调查殷墟的发掘价值。他在小屯村实地勘察后提交了报告，认为甲骨尚未挖尽，建议进行系统发掘——这个建议直接开启了殷墟科学考古的大幕。此后9年间15次发掘，他参与了8次，三次担任主持人，与李济等人一起从殷墟获得了24900余片甲骨。
1929年，小屯出土了四版基本完整的有字卜甲，被称为”大龟四版”。董作宾据此写了《大龟四版考释》，首创了”贞人说”——他发现在不同甲骨上重复出现的那几个签名一样的名字，其实是商代专门负责占卜刻辞的官员（贞人）。同一王的时代使用同一批贞人，不同王的时代贞人不同。这个发现，一下子为甲骨断代找到了一个可靠的锚点。
1933年，董作宾在此基础上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著名的”五期分法”与十项断代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他将晚商二百多年的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这个体系至今仍是甲骨分期的基本框架。学界评价它是”划时代的贡献”，使甲骨文研究从此走上了科学轨道。
至此，”甲骨四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各有分工地完成了甲骨文从发现到考释、从证史到断代的完整体系架构。唐兰说”固已极一时之盛”，说的是实至名归。
在殷墟考古史上，有一个窖穴的发现，让所有甲骨文学者心跳加速。
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张家七亩地中，工作人员挖开一个圆形窖穴。往下一看，所有人都愣住了——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全是龟甲。这个编号YH127的窖穴里，出土了17096片刻辞甲骨，其中卜甲17088片，完整的有字龟甲300余版。有些甲骨上的字小得跟芝麻似的，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
这是殷墟单次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最早的档案库”。这批甲骨大多属于武丁时期，是有意保存下来的王室占卜档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
我国甲骨学家胡厚宣根据YH127坑的资料，结合其他材料，写出了《甲骨学商史论丛》两集，将甲骨文从”认字”推进到了”读史”的层面。
此后，1973年小屯南地又出土有字甲骨5335片，1991年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有字甲骨689片——这两次重大发现分别由考古学家刘一曼参与和主持。后者最大的特点在于：占卜的主体是商王之外的高级贵族，属于”非王卜辞”，为研究商代宗族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材料。
在YH127坑出土的上万片甲骨中，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前后不下两百次。它的主人，叫做妇好。
“妇”是商代对王室已婚女性的尊称，”好”是她的氏族名。”妇好”频繁出现在武丁的卜辞中——她是武丁的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女将军。
通过甲骨卜辞，人们一点一点拼出了妇好的传奇人生：
占卜她统帅大军出征
——我梦到妇好了，她不会有什么灾祸吧？
一万三千人出征羌方，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妇好还打过土方、巴方，据学者统计，她一生参与战争超过九十次，击败了二十多个方国。巴方那场伏击战——她率兵在西侧埋伏，武丁率领精锐从东面突袭——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早的伏击战实例。
她死后，武丁做出了一件让后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多次占卜，将妇好的魂灵先后”许配”给商代最伟大的三位先王——大甲、成汤、祖乙，希望他们在幽冥中照看她。武丁甚至将妇好葬在自己处理政务的宫室旁边，以便随时能看到她、守护她。
如果没有甲骨文，这一切都会随尘土湮灭。自先秦以来所有的传世文献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过妇好。然而，1976年一个戏剧性的发现出现了——
考古队长郑振香在殷墟宫殿区附近挖出了一座保存完好、从未被盗掘的商代大墓。墓中的青铜器上刻着”妇好”二字。这里出土了1928件精美随葬品，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134件兵器——其中有两把铸有”妇好”铭文的大铜钺，分别重8.5公斤和9公斤，是最高军事权力的象征。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唯一一座能与甲骨文记载完全对应且确定墓主身份的王室墓葬。墓葬年代、身份、事迹，三重印证，严丝合缝。
“甲骨文中有一位王室贵妇，她的墓也曾经被发掘出来——妇好是第一个既在甲骨文中有名且重要，又有墓葬验证其身份地位的商代人物。” ——河南大学甲骨学专家 门艺
国家工程：一部皇皇巨著的诞生
一百二十多年来，一代代学人前赴后继。
1950年，中断十三年的殷墟科学发掘重新启动，至今仍在进行。1978年至1982年，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出版，十三巨册收录甲骨41956版，将分散各地、流散海外的甲骨拓片首次进行了系统整理。此后，《甲骨文合集补编》《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典》等一批大型工具书陆续问世。国家图书馆藏殷墟甲骨35651片，约占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是世界甲骨藏量最多的机构。
但前路仍然漫长。在已发现的约4000至4500个甲骨文单字中，学界公认已释读的只有约1500至1700个——大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近三千个甲骨文字，我们虽然认得它的”样子”，却至今不知道它是什么字、什么意思。有学者把一个甲骨文的破译比喻为”一颗超新星的发现”，可见难度之大。甲骨学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绝学”。
201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举办的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贺信指出：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回头看看那个起点——1899年，一位中药铺里的病人，在抓来的”龙骨”上看到了奇怪的划痕。他没有随手丢掉。他认出了那是一种文字。从那一秒起，沉睡了三千年的商王朝开始被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