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被遗忘的北齐石刻，散落山崖间的破碎佛光

可如果去问研究石窟的学者，他们会告诉你另外一番话。宿白先生说：”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在响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里写：”北响堂大佛洞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冈各大窟相媲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为响堂山的塔形窟专门绘图分析。社科院刻经研究专家罗昭走遍响堂山的洞窟内外，看到满壁经文，脱口而出四个字——”中华第一刻经”。

学术界的评价之高，与公众认知度之低，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反差。

这座石窟究竟经历了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作”中国石窟的缩影”？又为什么落到”被遗忘”的境地？

一、一个”禽兽王朝”，一座艺术巅峰

响堂山石窟的故事，得从北齐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北齐的名声恐怕不算好。这个王朝享国仅二十八年，却换了六位皇帝，历任君主以荒淫暴虐著称，被后世称为”禽兽王朝”。”玉体横陈”的典故，就出自北齐后主高纬与宠妃冯小怜。

但历史的诡谲之处恰恰在此——正是这样一个短命而混乱的朝代，创造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一次质的飞跃。

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大丞相高洋废掉孝静帝，自立为帝，国号”齐”，定都邺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临漳。北齐虽然定都邺城，但军事重镇却在晋阳（今山西太原），高氏皇族常年奔波于两都之间。而连接邺城与晋阳的必经之路，就是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

响堂山，恰好卡在滏口陉的东口。

鼓山山腰的石质优良，山清水秀。高洋笃信佛教——事实上整个北齐王朝”佞佛之举几近痴狂，将国家财产的三分之一用来盖寺建庙、供养僧尼”——所以命人在此开凿石窟，既作往来休憩的离宫，也是礼佛的圣地。山下常乐寺遗址内金代正隆四年（1159年）石碑有载：”文宣常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寺。”

以倾国之力在山崖上雕凿佛像，仅用二十余年——石窟凿成之日，国家也走到了尽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响堂山石窟的皇家开凿就此终结。但艺术没有随王朝一起死去，隋、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历朝历代都有续凿和修补，一千五百年的叠加，使它成为一部浓缩的石窟艺术史。

石窟之所以叫”响堂”，是因为洞窟结构特殊——人在洞中击掌、拂袖、走动，都会发出洪亮的回声，如在大堂之中，声若钟鸣。

二、北齐美学：从”秀骨清像”到”曹衣出水”

响堂山石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个关键的风格转型。

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以云冈晚期和龙门早期为代表——走的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路子。佛像清瘦修长，衣袍宽大层叠，那是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果：南朝士人推崇的风度，被直接搬到了佛陀身上。

到了响堂山，一切都变了。

走进北响堂的大佛洞，迎面而来的是截然不同的视觉冲击。中心柱正面的释迦牟尼坐像，通座高约5米，体态圆阔敦实，面容饱满，高鼻长目，双肩宽厚，整体造型给人一种厚重有力之感。佛像的衣纹不再是北魏那种层层叠叠的繁缛刻法，而是疏宕简洁、向腹部平缓中垂——仿佛一件薄衣贴体，刚从水中走出。

这就是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曹衣出水”风格。

“曹”指的是北齐画家曹仲达，他笔下的佛像衣纹稠叠、薄衣贴体，据说受到古印度笈多王朝造像风格的影响。响堂山的工匠们将这种绘画语言转化为了石雕语言——在菩萨像上表现尤为明显：北响堂大佛洞左壁的胁侍菩萨，尽管头部早已被盗，但身躯依然动人——右腿直立、左腿微曲，胯部向一侧挺出，腹部微隆，臀部到腰部的曲线优美自然，与印度女神像的”三曲法”动态遥相呼应。

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北朝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李利元对此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北魏的’秀骨清像’是南朝汉人推崇的风度，而响堂山明显进行了改革——人物体貌不再刻意汉化，在衣纹的表现上可以看到’曹衣出水’的神韵。”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隋唐以后的造像，开启了唐代’浓艳丰满，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换句话说，没有响堂山的”北齐样式”，就没有后来敦煌盛唐彩塑的丰腴圆润。它是中国佛教造像从”理想化线条”走向”自然化形体”的转折点。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响堂山石窟里大量出现了覆钵塔形龛。在北响堂大佛洞主室的四壁，浮雕了十六座高近9米、宽3.5米的塔形龛——覆钵顶上竖起三叉刹柱，火焰宝珠缀于柱头，繁复华丽至极。而整个响堂山石窟群中，十一座北朝晚期的大型洞窟中，竟有六座是”塔形窟”——外立面雕成覆钵塔的形状，占比过半。

覆钵塔是印度早期佛教建筑的基本形制。佛教传入中国五六百年后，石窟和佛塔早已完成”汉化”，却在这座北齐石窟里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复古”倾向。为什么？

三、猜想与推翻：一个用了四十年才解开的谜

关于响堂山石窟的建窟目的，学界争论了上千年。

最著名的猜想，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中记载了一段极具戏剧性的故事：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称帝后，追尊已故的父亲高欢为”献武皇帝”。他担心父亲的灵柩在战乱中被毁，于是——”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棺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翻译过来就是：高洋在漳水西岸搞了个假葬礼做掩护，暗中在鼓山石窟佛顶旁凿了一个洞穴，把高欢的棺材藏了进去，然后杀光了所有参与施工的工匠。北齐灭亡后，一个工匠的儿子凭着父亲生前的暗示找到了这个秘密墓穴，盗走了里面的财宝。

这个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和曹魏以来帝王”秘葬”的风俗也吻合。更神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队员在大佛洞中心柱的顶部确实发现了一个洞穴——长3.43米、宽1.28米、高1.77米，恰好够放一副棺椁。于是，”高欢陵墓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学界多数人所接受。

但这一说法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1985年，18岁的高中毕业生赵立春进入响堂山文物保管所工作，这一守就是四十年（今天他已是响堂山石窟研究院的学术院长）。在这四十年里，他从考古学的基本功出发，对”陵墓说”进行了逐条反驳：

第一，时间根本来不及。业内的研究估算，以一千五百年前的技术手段，开凿一座大佛洞体量的大型洞窟，最少需要五年——而且必须是太平盛世。高欢从去世到下葬，中间只隔了八个月。在那战争频发的东魏末期，八个月连一半都做不到。

第二，空间根本放不下。那个洞穴的面积极其有限，即便只放一具单棺也相当局促。以高欢献武王的身份，用如此低规格的葬具，难以想象。更何况，要在石窟中心柱一侧的狭小空间内，将一具单棺平地举升至十多米高度再横向放入小室，施工难度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第三，史料本身是孤证。《北史》只记高欢”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也只说”高齐神武皇帝陵，在（滏阳）县南三里”，都没有提到石窟。相比之下，《资治通鉴》成书在宋代，时代最晚，记载又过于传奇。

第四，考古实证指向了别处。1978年，高欢儿媳茹茹公主墓在距响堂山约五十公里的磁县被发现，墓志明确写道”葬于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也就是说，茹茹公主葬在高欢的陵园内部。考古队员随后在公主墓西南三百米处发现了一座高大的封土。虽然尚未发掘，但赵立春认为，那很可能才是真正的高欢墓。

那么，响堂山石窟到底是为什么而建？

赵立春近年提出了一个全新视角。他抛开了考古学中”印证文献”的传统路径，转而从艺术史、社会史、地理学综合去看。他发现——公元534年，北魏覆灭，高欢挟持孝静帝将四十万官民从洛阳迁往邺城。就在迁都不久前，南北朝时期的第一高塔——永宁寺塔被大火烧毁，北魏也随之瓦解。这四十万人失去了精神寄托，流离失所。高欢深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替代永宁寺塔的精神家园。

赵立春在当地进行了大量民俗学调查，发现响堂山脚下有村子叫”胡村”，当地还有不少安姓、康姓家族——这两个姓氏正是胡人汉化后的简化。距离响堂山不远的武安市，还有一个村子叫”洛阳里”。

“云冈石窟是僧侣为皇权所建，但响堂山石窟是皇权为信众而建。”赵立春的结论是——北齐皇室要打造的，是佛经中记载的一个完整的佛国世界，是给流离失所的人们一个精神上的归宿。所以响堂山石窟参考的蓝本不是”中原风格”的石窟传统，而是石窟造像的起源地——古印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的洞窟形制、造像风格、装饰纹样都”复古”了汉化之前的印度样式。

“考古学是研究的基础，但也有一定局限性。以往我们习惯以文献为依据，或是去印证文献——假如文献记载有误呢？”四十年后，赵立春忍不住发出这一声感慨。

四、刻经洞：石头上的永不磨灭

如果说大佛洞代表着响堂山的视觉震撼，那么刻经洞则承载着它的精神内核。

北响堂南洞（刻经洞），在外壁上密密麻麻镌刻着数万文字——有的字大如斗，有的小如铜钱，总计五万余字。据洞外北壁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历时整整五年，写刻了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全本以及《弥勒成佛经》《佛说孛经》《胜鬘经》等四部经文。

唐邕所书的字体以楷法写隶，间有篆意，笔锋刚健，结构严谨。因为他在石壁上大规模刻经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首创，唐邕被学界称为”中国刻经第一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世长评价刻经洞”是全国已发现石窟中唯一一座满壁文字的洞窟”。中国社会科学院刻经研究专家罗昭来过之后，赞叹”这是中华第一刻经”，认为其艺术价值可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从响堂山开始，这种石壁刻经的做法流传到了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云居寺，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刻经文化体系。房山石经比响堂山晚了约四十年。

更值得玩味的，是北响堂三大窟之间的关系。赵立春提出，北洞（大佛洞）、中洞（释迦洞）、南洞（刻经洞）正好对应佛教的”三世”概念——过去、现在、未来。释迦牟尼出生前和他传教的时代，佛经都是口口相授，文字出现在他涅槃之后。所以北洞和中洞一个文字都没有，而文字全部集中在南洞。以三座石窟来具象化佛教的时间哲学——这种深邃的空间叙事，在中国石窟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五、南响堂：被低估的精致

北响堂是皇家气度，南响堂则是另一种风味。

南响堂位于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由北齐末期权臣高阿那肱出资开凿。因为属于私人行为，规模远不如北响堂——现存七窟，分上下两层。但它的精致程度，丝毫不逊色。

华严洞是南响堂规模最大的一窟，高约4.9米、宽和深各约6.3米，因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而得名。最珍贵的是——洞内主尊佛像的头部是北齐原物，历经一千五百年未被盗换。细眉长目，双眼微闭，表情柔和宁静，是北齐造像中极为难得的完整案例。

千佛洞则完全是另一种惊艳。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窟，四壁雕有大小佛像1028尊，排列密集而有序。但真正的神来之笔在洞顶——中央雕一朵大莲花，周围八身飞天两两相对，或弹琵琶、或吹笙管，飘带摇曳，姿态曼妙飘逸。这些飞天的衣纹流畅如水，雕刻深度极浅却立体感十足，代表了北齐浮雕艺术的最高水准。

更令人称奇的是，千佛洞的飞天壁画中还融入了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元素。据学者胡啸研究，千佛洞壁画中的花瓶状图案，与伊朗伊斯法罕等地的琐罗亚斯德教遗址中的宗教符号高度相似，是祆教中国化的直接证据。佛教的石窟包含着祆教的图腾——响堂山像一个文明交汇的万花筒。

六、斧凿之痛：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劫难

讲了这么多艺术成就，该面对那个绕不开的问题了——为什么响堂山的佛像几乎都没有头？

走进任何一座响堂山洞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破碎”。放眼望去，绝大多数佛像的头部被盗凿一空。壁龛中的胁侍菩萨、飞天、供养人浮雕也遭到粗暴切割。窟壁上到处是斧凿留下的伤口。据记载，南北响堂主要佛像头部保存完好的，仅存两尊。

这场劫难，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民国初年。

《武安县志》有一段沉重的记录：”民国二年，武安知事李聘三伙同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盗去石佛六尊，群众大愤，夜间将石窟佛头击碎，石窟之佛头全部为重雕另安。”——地方官勾结军阀之子盗佛，百姓愤怒之下索性把所有佛头砸碎，如今的佛头全是后来补做的。这个记载让人五味杂陈：百姓砸佛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一种绝望的抵抗——”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拿走”。

但这只是开始。

1914年，六件来自南响堂的圆雕石刻出现在巴黎的一个艺术展上，在收藏界引起轰动。时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的戈登为之意醉神迷，以不低于六万美元的价格购下了其中的三件。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卢芹斋为了避开德国潜艇的袭击，将三件石刻分装在三艘不同的轮船上运往美国——万幸，三艘船全部安然抵达。这三件分别是观音菩萨立像、大势至菩萨立像和辟支佛立像，全部来自南响堂第二窟。

1918年，卢芹斋又将北响堂大佛洞的两尊胁侍菩萨头像出售给宾大博物馆。这两尊头像额头圆润饱满、眼帘低垂、唇线清晰，手法之成熟洗练、理解之深邃，被公认是最精美的响堂山石刻。不见此像，不知道北齐佛教造像达到了何等高度。

1925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支那佛教史迹》中首次发表了响堂山石窟的影像。照片的传播本应唤起保护意识，却反而招来了更疯狂的盗凿——画面精美程度越清晰，文物贩子的行动就越疯狂。到1930年代末，南北响堂的大型石刻几乎被全部盗走。被切成数千片的《帝后礼佛图》固然令人痛心，但响堂山的命运或许更为彻底——它不是在某一刻被毁的，而是在二十年间被一刀一刀地从山体上剥离，分批运走，散入世界各地。

今天，至少102件响堂山造像流散海外。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与弗利尔美术馆是公认收藏响堂山艺术最精的两大机构。此外，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数尊菩萨头像（包括卢芹斋1951年捐赠、高达81.3厘米的那一尊），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有典型的”北齐式微笑”佛首，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佛手（高73.7厘米）和菩萨头像。还有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瑞士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响堂山的佛光，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那只北响堂佛右手掌——施无畏印，本意是”施予众生安乐无畏”，却在百年前被生生砍下，孤零零地陈列在大洋彼岸的玻璃柜里。

七、奇迹般的”重逢”

在漫长的劫难叙事中，偶尔也有温暖的插曲。

2017年，邯郸市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落户峰峰矿区。南响堂景区管理处的库房里，封存了三十年的一尊石雕立佛的佛身、莲花座残件被取出清理，准备送入新建成的博物馆展厅。在展厅另一侧，堆放着几尊刚清理完灰尘、等待入柜的佛首。

赵立春的目光突然被一尊佛首颈部吸引住了。”长期的专业素养让我敏锐地感觉到这处断裂’似曾相识’——或许是两者同时出现在眼前的缘故吧，就有拼接一下的冲动。”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将佛首和佛身相接——严丝合缝。赵立春紧急调出民国时期的资料图片比对——这尊佛首，竟然就是千佛洞那尊石雕立佛失散百年的原装佛首。

佛首和佛身，在同一个库房里”同居”了上百年，却从未有人将它们放在一起过。重逢的时刻到来时，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八、数字化：让破碎的佛国重新完整

既然佛像无法从海外悉数追回，那就用另一种方式让它们”回家”。

2019年，响堂山石窟研究院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启动了”数字响堂”项目。团队用三维扫描技术对石窟本体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追踪散落海外的响堂山文物信息。通过在电脑中将流失造像的三维模型与石窟中的断痕进行比对，学者们确认了多件流失造像在石窟中的精确位置——甚至能从凿痕的纹理中判断出佛首是以什么角度被切下来的。

2021年，响堂山石窟数字展示中心落成。六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造像，通过3D打印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回家”。据说那天，在响堂山工作了数十年的研究员们，看着数字复原的造像，有人忍不住流泪。

如今，数字化采集和复原工作仍在继续。西安交通大学团队已经完成了对南响堂第二窟造像残件的数字化采集，结合流失海外的同窟造像数字信息，正在进行整窟的数字化复原。VR互动展厅也已开放，游客戴上眼镜，就能”穿越”回一千四百年前那个完整的佛国世界。

响堂山石窟的八大看点：塔形窟的独特形制、十六座塔形龛、火龙背光、曹衣出水、中华第一刻经、千佛洞飞天、常乐寺无头三世佛、数字复原展厅——但这些看点背后，更动人的也许是这样一种体认：石头可以被凿碎，佛头可以被盗走，王朝可以被遗忘，但刻在山崖上的那一刀一凿的意志，终究会以某种方式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