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13代人守护,200多年不许外姓进去,天一阁有多牛?

乾隆三十九年,皇帝要修一部旷世巨著——《四库全书》。书还没动笔,他先下了一道奇怪的旨意:派杭州织造寅著,立刻动身去宁波,量一座民间藏书楼的尺寸,画下它的图纸。

这座楼位于宁波城月湖西岸的一条小巷里。它不高,不大,不华丽,甚至看起来有些朴素。但乾隆看了图纸后,直接下令:照这个建。于是,紫禁城里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七座皇家藏书楼,全部按它的模样复制。

这座让皇帝都要”抄作业”的民间小楼,就是天一阁。

故事要从一个叫范钦的人说起。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生于明弘治十八年。他二十五岁中进士,此后在各地做官,最后官至兵部右侍郎。按说,一个做到国防部副部长的人,退休后应该享清福。但范钦不一样,他这辈子最大的执念,不是升官,而是藏书。

他在全国各地搜集书籍,尤其钟爱明代的地方志、科举录、政书和诗文集。别人做官捞钱,他做官捞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四处寻访,见到好书便不惜重金买下。几十年下来,他攒下了七万余卷藏书,其中大量是海内孤本——也就是说,除了他这里,天下再找不出第二份。

嘉靖四十年,六十一岁的范钦回到宁波老家。他没有扩建宅院,也没有置办田产,而是在宅子东侧辟出一块地,开始建一座楼。这座楼要用来放他的书,放他这辈子最珍视的东西。

他给这座楼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天一阁。

“天一”二字,出自《易经》里的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五行中,水克火。书最怕什么?怕火。范钦把对火的敬畏,直接写进了楼的名字里。

万历十三年,八十岁的范钦走到了人生尽头。

临终前,他开始分家产。与寻常人家分家产不同的是,他把全部家当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天一阁和阁中全部藏书。然后他叫来两个儿子,让他们二选一。

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万两白银,那是实打实的财富,够子孙后代衣食无忧。天一阁呢?那是一座木头楼,一屋子不能吃不能穿的书,还有一条近乎残酷的祖训——书不出阁,代不分书。选了它,就等于选了一份没有尽头的苦役。

大儿子范大冲没有犹豫。他放弃了白银,接下了天一阁。

范大冲心里清楚,这不是财产,而是一份契约。他在家族中立下规矩:天一阁的藏书,归范氏全族共有,各房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由各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擅开。书,一本都不能出阁;人,不是范家的,一步都不能踏进去。

他还定下了惩罚条款。若有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与外姓,罚不与祭三年;若因借书导致典押或丢失,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不与祭”是什么意思?在传统宗族社会,被排除在祭祖之外,等于被家族除名,是比鞭打杖责更严厉的惩罚。范大冲用这种方式告诉后人:书在,范家在;书散,范家亡。

从那一天起,天一阁成了一座堡垒。不是防贼,是防时间,防人性,防火,防潮,防一切可能让书消失的东西。

范钦是个懂书的人,也是个懂建筑的人。他知道藏书楼最重要的是放火,他把自己对防火的全部理解,都砌进了这座楼里。

天一阁是座两层的木结构建筑,但处处透着古怪。楼下是六间房,楼上却只有一间大通间。六和一,对应的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楼前凿了一个水池,取名”天一池”,蓄水防火,池底有暗沟与月湖相通,水不会干涸。

楼的两侧是硬山顶的封火山墙,高高耸起,像两道屏障。藏书楼与范家生活区之间,隔着两堵防火墙,墙上的门错开位置,不直接相对——万一生活区起火,火焰不会直扑书楼。

走进楼内,书橱下面铺的不是木板,而是英石。这种石头能吸潮气,让书橱底部保持干燥。书橱里放着芸香草,这种草有股特殊的香气,能驱虫辟蠹。书橱前后都开门,南北两面通风,空气可以对流。每年梅雨季过后,家族还要选定日子曝书,把藏书搬出来晾晒。

楼梯口挂着一块牌子,六个字:”烟酒切忌登楼。”这规矩从明代一直执行到今天,牌子还在老地方挂着。

四百五十多年,天一阁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一座木头楼,在烟熏火燎的人世间,竟然完好地挺了过来。

规矩立得严,执行起来更严。

天一阁的钥匙分由各房掌管,打开阁门需要各房到齐。这不是形式,是实实在在的制衡。任何一房都无法单独接触藏书,从根本上杜绝了监守自盗的可能。

但规矩也有冰冷的一面。外姓人不得登楼,女性不得登楼。这不是建议,是铁律。

清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有个内侄女,名叫钱绣芸。她生性爱书,听说天一阁藏书宏富,且阁中以芸草防虫,芸草二字恰好与她的名字相应,她觉得这是天意。于是,她请知府做媒,把自己嫁给了范家的后人范邦柱。

她以为,成了范家人,就能登楼看书。可她错了。范家的规矩里,媳妇也是女性,女性就是不能登楼。钱绣芸在范家住了很久,日日望着那座小楼,却连一级台阶都没能踏上。

她郁郁而终。临终前,她对丈夫说:”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亦何为。”

一个女子,为了书而嫁人,为了书而殒命。天一阁的门槛,比生死还高。

从1561年建阁,到1673年,一百一十二年间,天一阁没有让一个外姓人踏进去过。

打破这个禁令的,是黄宗羲。

康熙十二年,黄宗羲来到宁波。他名满天下,是明末清初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范氏族人商议之后,终于同意让他登楼。黄宗羲在阁中翻阅了全部藏书,编定书目,写下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文中有一句话,后来成了天一阁最常被引用的注脚: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黄宗羲之后,天一阁开始有限度地向学者开放。但”有限度”三个字,意味着极高的门槛。此后近两百年间,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不过数十人。

版本学家赵万里为了登楼,宴请了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零二户。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请求登阁,也曾碰壁。天一阁的门,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可再严的规矩,也挡不住时代的洪流。

1841年,鸦片战争,英军占领宁波。士兵闯进天一阁,掠走了《大明一统志》等数十种舆地书。

1861年,太平军攻入宁波。盗贼趁乱潜入,偷走大批藏书,拿到市场上售卖。范钦的十世孙范邦绥四处奔走,尽力赎回了一部分,但损失已无法弥补。到1884年,阁中原有的七万余卷藏书,只剩下两千一百五十二部,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二卷。

1914年,更大的灾难来了。上海几个书商雇佣了一个叫薛继渭的大盗,趁夜潜入天一阁。楼外有人接应,里应外合,大批珍贵典籍被运往上海。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斥资赎回了一部分,藏在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可谁也没想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轰炸上海,涵芬楼被焚,那些好不容易追回的天一阁藏书,最终化为了灰烬。

到1940年,天一阁内仅存一千五百九十一部,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不及原藏的五分之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宁波危在旦夕。

天一阁建成三百七十年来,书从未大范围离开过阁楼。但这一次,范氏族人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书,必须出阁

1937年8月,首批三箱书籍离开天一阁。1939年1月,第二批八箱明以前版本运出。1939年4月12日,总计二十八箱、九千零八十册藏书,由鄞县政府加封,运往浙江龙泉县的大山深处。

范氏族人范召南,孤身一人跟着书走了。他在龙泉的崇山峻岭间辗转,守着这二十八箱书,一守就是八年多。没有薪水,没有同伴,只有书和山。

1946年12月16日,在外漂泊了八年多的藏书,终于回到了天一阁。书箱打开的那一刻,范召南已经老了。

1949年6月9日,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一阁。这座传承了十三代的家族藏书楼,从此成为国家的事业单位。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在新时代里换了另一种形式延续。政府四处寻访流散的典籍,找回了一百八十五部、七百一十册。更多的私人藏书家,把自己的毕生所藏捐赠给天一阁。张氏樵斋、朱氏别宥斋、冯氏伏跗室……他们把天一阁视为藏书最终的归宿。

如今的天一阁,占地面积三万四千平方米,登记藏品二十二万余件,古籍十六万余册,其中五千四百九十三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它不再是一座封闭的家族堡垒,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那扇曾经只对范氏族人开启的木门,现在每天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天一阁有多牛?

它不是最高的楼,不是最大的馆,也不是最富的家族遗产。它的牛,在于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守。

十三代人,四百五十多年,用一套严苛到不近人情的规矩,把七万卷书从明代守到了今天。防住了火,防住了潮,防住了贼,防住了战争。

范钦在临终前把家产分成两份时,或许已经预见了这一切。他知道,万两白银很快就会花完,但一座规矩森严的书楼,可以活过王朝更迭,活过战火硝烟,活过四百年。

天一阁的牛,不在于它藏了多少书,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个家族,用四百五十年的守护,换文明的一声回响。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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