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年前的唐朝离婚协议书,写的比情书还温柔,让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洞里封存了大批从魏晋到北宋的写本,佛经、文书、契约、信札,一卷卷压在尘土里。其中有一类文书,让考古人员格外让人意外——唐人写的《放妻书》,也就是当时夫妻分开时立下的文书。

很多人对古代离婚的印象,还停留在影视剧里的休书上:丈夫写下理由,妻子卷铺盖走人,没有商量的余地。可藏经洞里这几张麻纸,文字却温温柔柔,甚至像一封写给对方的告别信。那句被反复引用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就出自这里。

这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它算不算一份真正的离婚协议?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女人究竟能不能主动离开一段婚姻?把这些问题捋清楚,比记住那八个字更要紧。

01 文书里写了什么?

敦煌出土的放妻书不止一件,分藏于英、法、俄等地的敦煌遗书里,其中一件题名《赵宗敏谨立休放妻书》。文字是当时通行的骈体,先讲缘分,再讲离散,最后送上祝福。

开头是这样的:

“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

意思是说,夫妻一场,是前世三生修来的缘分,今生才配成一对。这段开头文字写得不像是翻脸,倒像是先承认两个人曾经真心相待。

接着才转到分开:

“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

缘分凑得不对,两个人就像冤家凑到了一处;心思已经合不到一处,勉强也归不到一条路上。于是请来双方亲友,把事情说开,各自回到原来的身份上去。

最出名的是后面这段: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希望娘子离开之后,重新梳妆打扮,把自己收拾得好看,再选一位身份相称的人。过去的恩怨解开,不要再互相记恨;从此各走各的路,各自欢喜。

文书末尾还有一句实际安排:“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男方要给女方三年的衣粮作为安置,最后再祝她平安长寿。

读这份文书温柔得不像话。它没有指责,没有数落,只一句缘分尽了,然后把祝福留给对方。一千多年前的人,把一场落幕写得这样体面,难怪今天有人读完会觉得惭愧。

02 放妻书,不等于休书

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休书。其实这是两回事。要分清,得先把唐代法律承认的几种离婚方式摆在一起看。

第一种是和离,也就是这份放妻书对应的形式。《唐律疏议·户婚》里有一句:“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夫妻确实相处不下去,双方合意分开,法律不加追究。它的前提是两个人都觉得过不到一处去,而不是单方面判谁的错。

第二种是出妻,也就是常说的休妻。法律依据是“七出”:无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妻子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可以提出解除婚姻。这是夫方单方面的权力,主动权在男方手里。

不过法律也给了妻子一道底线,叫“三不去”:

妻子娘家已经无人可归,不能休;

妻子曾为公婆服丧三年,不能休;

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了,也不能休。

有这三条之一,就算犯了七出,丈夫也不能随意出妻。《唐律疏议》写明,虽犯七出而有三不去,强行出之的,要受杖责。

第三种是义绝,属于强制离婚。夫妻一方对对方亲属有殴打、杀害、通奸之类的行为,法律认定情义已绝,必须离异,由官府强制执行,不由夫妻自己商量。

把这三种方式放在一起对比,放妻书算是最和平的一种分开方式。文书里“会及诸亲”一句,也说明分开时是有亲友在场作证的,走的是一个公开、合意的流程。

03 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

有人会问,这样一份温和的文书,为什么偏偏在敦煌出土,而不是在长安、洛阳?这和敦煌当时的处境分不开。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东来西往的商人、僧侣、使节在这里落脚,汉、胡、吐蕃、西域各族长期杂居,社会风气比中原腹地更开放,婚姻观念也相对灵活。妇女参与买卖、借贷、劳作,在敦煌文书里留下过不少记录,她们的活动空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

更要紧的是,藏经洞里保存下来的,大多是民间日常文书。户籍、契约、借贷、租地、书信、婚书,都是普通百姓和小吏留下的东西,正因为是民间的真实记录,我们才得以窥见一千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

这批文书的年代跨度很长,从晚唐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放妻书的文字体例相近,说明这种写法在当地是通行的:先叙旧恩,再写不合,最后各还本道、互致祝福,它是当时民间认可的一套体面格式。

04 褪去浪漫滤镜,看看真实的门槛

说到这里,需要把那层浪漫滤镜轻轻揭下来,免得把唐朝想得太现代。

和离虽然写进了法律,但在实际生活里,主动权大多仍在男方一侧。一份放妻书由谁提出、谁来执笔、财产怎么分、女方日后靠什么生活,文书里常常语焉不详。女方想主动离开一段婚姻,要面对家族、舆论和生计的多重压力,门槛并不低。

三年衣粮是安置,但文书里并没有写女方可以带走多少财产、日后如何独立谋生。这些细节被体面的文字盖了过去,读的时候不能不留意。

还要承认,放妻书是特例,不是常态。唐代婚姻的主流,仍然受礼法和宗族约束,七出、三不去、义绝构成的框架没有变。能在分开时写下这样一段祝福,往往意味着双方家境、处境都还过得去,没有撕破脸的由头。更多普通人的别离,是迫于生计、迫于家族、迫于礼教,未必有这样从容的一笔。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之所以打动今天的人,是有原因的。

很多关系走到尽头,最难的不是分开,是分开之后还记着恨。互相翻旧账,争对错,算谁亏欠谁,最后把曾经的情分也磨成了怨。这份放妻书反过来写:既然二心不同、难归一意,那就不必再互相折磨;恩怨解开,各自往前看。它承认缘分有始有终,也承认人有权利从一段不合适的关系里退出来。

一千多年前,一个普通人家的男子在文书里写下对前妻的祝福;今天不少人在一段关系结束时,连一句体面话都留不住。两相比较,惭愧的不是古人,是今人自己。

哪怕在礼法森严的年代,也有人愿意给一场落幕的缘分,留一点善意和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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