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儒释道”三教同堂”，宋代人的”世俗信仰”什么样？

在中国石窟艺术的长河里，敦煌是庄严肃穆的佛国，云冈是帝王意志的化身，龙门是皇家气派的结晶。而轮到重庆大足的时候——佛陀走下莲台，走进了养鸡女的鸡笼、牧牛人的短笛、母亲哺乳的卧房，还邀请老子和孔子做了”邻居”。

站在大足石刻面前，你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而是八百年前的某个人——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母亲，也可能是你自己。这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在中国任何一处石窟里都找不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把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给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是艺术价值。第三条是对后世的影响。而第二条，耐人寻味——”佛、道、儒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想知道宋代普通老百姓到底信什么、怎么过日子吗？来大足看看石头。

一、一座”迟到”的巅峰：大足石刻的前世今生

先在大脑里建个坐标系。

中国石窟艺术像一条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流淌的河。敦煌莫高窟（公元4世纪）是上游，云冈石窟（5世纪）是中游，龙门石窟（6—9世纪）是中下游——这三座都是北方的皇家工程。当龙门最后一锤落下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中国石窟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但他们错了。河水悄悄拐了个弯，流进了长江上游的川渝丘陵。

大足石刻最早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650—655年），但真正进入大规模营造是在晚唐景福元年（892年）。那一年，昌州刺史韦君靖在龙岗山（今北山）修筑永昌寨，顺带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批造像。自此之后，在北山长达里许的崖壁上，叮叮当当的凿石声断断续续响了250多年，直到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才渐渐平息。今天你走进北山佛湾，290个龛窟密如蜂房，从晚唐的庄严到五代的飘逸，再到宋代的华丽——石窟风格的演变轨迹，在这三百米长的崖壁上看得一清二楚。

但大足石刻最具分量的部分，不在北山，而在宝顶山。

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大足本地出了一位名叫赵智凤的僧人。他五岁出家，十六岁外出云游，学成密宗柳本尊派法门后返回故乡，发下一个宏愿：把宝顶山变成一座用石头讲完一整部佛经的道场。他清苦修行七十余年，以一人之力主持开凿了宝顶山大佛湾近万尊造像——这在世界石窟史上绝无仅有。敦煌前后修了一千年，换了无数供养人；云冈、龙门靠的是皇室财力；而宝顶山，靠的是一个僧人数十年的坚持。

赵智凤设计的，是一部”石头版的电影”。大佛湾呈U字形，崖面绵延500米，从”六道轮回图”总纲开始，沿着崖壁走一圈，你会依次”观看”华严三圣、千手观音、释迦涅槃、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图……十九组大型组雕首尾相连，像一个精心编排的剧本，把佛教的义理从天上拉到地上。

到2024年为止，大足石刻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分布在14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石刻遗存。而最具代表性的”五山”——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已经全面对游客开放。

二、石篆山：一个北宋庄园主的”三教大观园”

先说石篆山。这是解开”宋代人到底信什么”这把锁的钥匙。

石篆山位于大足区三驱镇佛惠村，距城区约20公里。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一位名叫严逊的庄园主买下了石篆山这片地。严逊原是遂州润国人，后来迁居大足，在这一带购置了古村、铜鼓、石篆山三处庄园，是当地不折不扣的大户人家。

严逊有一个心愿——办一场水陆法会，教化乡里百姓。水陆法会是汉传佛教最隆重的一种法事，需要同时供奉佛、道、儒三教及民间诸神。为了筹办这场法会，严逊决定在石篆山的崖壁上开龛造像。

他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工匠家族——来自普州（今四川安岳）的文氏家族。领衔的是文惟简，带着他的儿子文居用、文居安、文居礼。从1082年到1096年，整整十四年，他们在130米长的崖壁上凿出了十四龛造像。

这些造像里有什么？

佛教的有——第7号龛的三身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卢舍那佛），第5号龛的文殊普贤，第9号龛的地藏与十冥王。道教的有——第8号龛的老君像，太上老君端坐正中，左右各立七位真人和法师，从”玄中大法师”到”太极真人”，名号齐全。而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第6号龛。

第6号龛，供奉的是孔子。

龛高1.94米、宽3.25米、深1.48米。正中，孔子端坐于石台之上，头扎软巾，额头凸出，右手持扇——一副渊博学者的形象。左右两侧各并列站立五位弟子，从题记可知：左边是颜回、闵损、冉有、端木赐、言偃；右边是仲由、冉耕、宰我、冉求、卜商——正是孔门”十哲”。龛外刻着五个大字：”至圣文宣王”。

这在石窟艺术史上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要知道，在此之前的中国石窟里，佛像、菩萨像铺天盖地，道教造像偶有所见——但从来没有人在石窟里给孔子塑过像。儒教讲究”敬鬼神而远之”，不尚偶像崇拜。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刻进石窟，和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做邻居——严逊是第一个敢这么做的人。

而且，这三龛造像的开工时间排得整整齐齐：1082年开凿三身佛龛，1083年开凿老君龛，1088年开凿孔子龛。时间接近，匠师相同，布局相似——显然，这是严逊从一开始就规划好的”三教套餐”。

在现存的《严逊记碑》中，他夫子自道地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碑文的大意是：佛教能使人避恶趋善、息贪悟性，”于先王致治之礼法，盖有所补而不可一日亡也”——在他看来，佛教和儒家的礼法治国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互补的。以做”佛事”为头，行使三教之礼法，是宋代乡绅名士之间的一种风尚。

这种心态很能代表宋代知识阶层：宗教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种实用的精神工具箱——需要安抚心灵的时候取佛，需要立身处世的时候用儒，需要修心养性的时候问道。严逊不是神学家，他是一个务实的庄园主。他的信仰图谱，就是宋代民间信仰的缩影。

三、妙高山：一窟之内，三教教主”同框”

如果说石篆山是三教各住各的”独栋别墅”，那么妙高山就是三教共处一室的”三居室”。

妙高山位于大足区季家镇，相传为南宋潼川府路都钤辖冯楫首开此山。山上的石刻通编8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第2号窟——一个高3.14米、宽2.80米、深3.22米的洞窟。

这个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实现了石篆山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把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请进了同一个窟。

窟内正壁，刻的是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身着U形袈裟，左手抚膝，右手上举，座下雕有蟠龙和须弥山，左右分列迦叶和阿难两位弟子。

窟左壁，端坐着太上老君——头戴莲花形束发冠，双目微睁，颔下有长须，身着对襟长袍，腰间系带，一副充满智慧的老年学者形象。两侧各有一侍者，手持朝笏。

窟右壁，主像为孔子——端坐于石台上，头戴冕旒，两侧有香袋护耳，身着圆领宽袖大袍，双手持朝笏。左右各有二位侍者。

三教教主就这样面对面坐着——不是在辩论，不是在争高低，而是安安静静地同处一室，好像在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有什么好吵的？”

在洞窟右壁的上部，有一则刻字：”东普攻镌文仲璋，侄文珆、文珠。天元甲子记。”这里的”天元甲子”，据学者考证，指的是宋高宗即位后的第一个甲子年——绍兴十四年（1144年）。也就是说，这窟造像比石篆山晚了大约半个世纪，而在”三教融合”的程度上，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从石篆山的”各住各院”到妙高山的”同处一室”，时间跨度不过五六十年，但三教关系在民间的变化肉眼可见。此后南宋时期，大足又陆续出现了佛安桥三教窟（乾道八年，1172年）、石壁寺三教龛（嘉定三年，1210年）等十余处三教同处的造像——三教合一在宋代的大足，已经从严逊的个人实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

四、宝顶山：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宋代民间生活百科全书”

如果石篆山和妙高山展示了宋代人”信什么”，那么宝顶山展示的是他们”怎么活”。

走进宝顶山大佛湾，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赵智凤的佛经连环画里，占据C位的常常不是佛陀菩萨，而是普通百姓——喂鸡的农妇、吹笛的少女、洗衣的母亲、驯牛的牧童、醉酒的丈夫、接生的产婆……这些人的面孔，你在大足任何一处石刻里都很容易找到，但他们在敦煌、云冈、龙门几乎从不出现。

赵智凤不是不懂得佛教的庄严。恰恰相反，他是密宗大师，对经典烂熟于心。但他选择了一种”破天荒”的传播策略：用老百姓看得懂的画面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概括得好——宝顶山的创作原则是八个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

五、谁在刻石头？——文氏与伏氏，两个工匠家族的百年接力

讨论大足石刻，你不能只盯着石头上的佛和菩萨，还得看看刻石头的人。

敦煌莫高窟前后造像一千年，留下了浩瀚的壁画和塑像，但几乎没有留下几个工匠的名字。云冈的昙曜五窟何等震撼，开凿的匠师叫什名字，没人知道。龙门二十品的书法名震天下，刻工是谁，同样没有交代。

大足不一样。

在大足石刻的5万余尊造像中，一共发现了五十余处工匠署名。这在所有中国石窟中名列第一。更罕见的是，从这些署名中可以勾勒出两个工匠家族的完整谱系——文氏和伏氏。

文氏家族的”开山祖”叫文昌。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他在大钟寺遗址雕刻了一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这件高仅0.48米的八角形幢身上，他刻下了”镌作文昌，男惟简、惟一”——这是大足石刻迄今发现最早的工匠署名。

这个微小的署名，点燃了此后两百年的留名传统。

文昌的儿子文惟简，成为石篆山三教合一造像的主力。1082年到1096年间，他带着三个儿子在130米崖壁上留下了一件又一件作品。他的兄弟文惟一，则在石门山带着儿子文居道开凿佛道合一的造像群。

文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代代相传。文仲璋（第四代）在1144年完成了妙高山三教合一窟，留下了”东普攻镌文仲璋”的题记。他的儿子文琇、侄子文珆、文珠、文恺，足迹遍布玉滩、峰山寺、石佛寺乃至四川安岳、资中、泸县等地。到了第六代文孟周、文孟通、文艺，文氏家族在大足的雕刻历史已经延续了超过150年。

大足石刻研究院的研究员梳理出了文氏家族22名匠师的姓名，其中17位在大足石刻中留有署名，横跨六代人。他们在题记中自称”攻镌处士””镌作”，在姓名前特地署上籍贯——”岳阳””东普””普州”——表明自己来自相邻的安岳。在一个”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工匠地位不高的时代，这种署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我的手艺值得被记住。

与文氏家族几乎平行的是伏氏家族。伏元俊和儿子伏世能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在北山镌造了孔雀明王窟、弥勒下生经变相等作品。伏家的题名集中在北山一带，与文家形成了清晰的地理分野。两家的作品，一南一北，共同织就了两宋时期大足的石刻匠师群像。

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小强说得好：”当敦煌、云冈的辉煌大多湮没无名，大足石刻因这五十余处工匠题名而成为一部可触摸的’工匠史诗’。”

六、宋代人的”世俗信仰”到底什么样？

回到最初的问题：宋代普通老百姓信什么？

从大足石刻的造像里，至少可以总结出三层答案。

第一，信仰已经”超市化”。

宋代的普通百姓走进一座有石窟的山，就像走进了今天的购物中心——一层有佛教专柜，二层是道教专卖，拐个弯还能见到孔夫子和他的十大弟子。严逊把三教造像并排放在石篆山，不是因为他是比较宗教学的先驱，而是因为他和他那个时代的乡民们，本来就不觉得信佛和拜老君有什么冲突。有病了去求药王菩萨，考试前去拜文宣王，想添丁了去求送子观音——实用至上，来者不拒。

第二，神佛在”回家”。

宝顶山的养鸡女为什么动人？因为她不像天上的菩萨，像邻居家的姐姐。父母恩重经变相为什么催泪？因为里面的母亲洗衣服、喂奶、送别儿子，和每个人的妈妈做着同样的事。牧牛图为什么让人会心一笑？因为那个和犟牛较劲的壮汉，就是村口王叔的翻版。大足石刻完成了一件石窟艺术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把高高在上的佛国拉回到人间烟火里。神不再遥不可及，神就是你身边的人。

第三，信仰在”变软”。

敦煌、云冈的造像背后是皇权。洛阳龙门最壮观的奉先寺，是武则天捐了两万贯胭脂钱修的。而在大足——出钱的多是严逊这样的庄园主、何正言这样的乡贡进士、刘杰这样的铁匠。他们捐的钱远远不够造一座龙门大佛，但他们捐的钱够刻一笼鸡出来。于是大足的石刻变小了，也变暖了。宏大叙事让位给了小事小情，威慑恐吓让位给了和风细雨的劝善。

赵智凤在宝顶山多处刊刻的偈语中，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这是他七十余年凿山不止的动力来源。但他在传播教义时，从不把”热铁轮”直接拍在信徒头上，而是让信徒先看到养鸡女的笑容、母亲的辛劳、牧人的快乐——先觉得亲切，再慢慢领悟。

这才是宋代信仰真正的底色：不是谁把谁踩在脚下的征服，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

宝顶山大佛湾北岩最西端的柳本尊行化道场下方，有十尊明王像。其中有好几尊还没刻完——只凿出了粗坯，大块的石面上还残留着最初落刀的痕迹。学者们推断，宋元之际的兵燹打断了赵智凤的工程，那些未完工的明王像，就这样定格在了七百多年前的一个瞬间。

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这是学界公认的结论。宋代之后，官方和民间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石窟营造，石窟修建技艺随之停滞——大足既是巅峰，也是绝唱。

但那些刻在石头上的人和故事，一直被”记得”。养鸡女笑了八百年，吹笛女吹了八百年，严逊捐资的名字刻了九百多年，文氏家族的”攻镌处士”传承了六代人。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元朝的曲——文字记录的文化终有散佚，而刻在石上的，在风雨里站了千年。

岁月不语，惟石能言。

参考资料：

1、大足区人民政府官网，《震撼世界的大足石刻艺术》，2022年

2、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大足石刻”词条，2023年

3、中国日报网，《百家融媒重庆行｜大足石刻》，2023年

4、工人日报，《文化中国行｜走近大足石刻》，2025年

5、大足区人民政府，《妙高山三教合一造像窟》，2020年

6、新华社，《守护石窟艺术丰碑》，《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

7、大足区人民政府，《石篆山：我国最早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区》，2024年

8、大足区人民政府，《有容乃大——严逊的教派观》，2025年

9、中国新闻社，《蒋思维：〈黑神话：悟空〉中何以得见石窟版〈清明上河图〉？》，2024年

10、大足区人民政府，《隐藏在石刻里的”劳动者”》，2024年

11、重庆日报，《大宋攻镌——在大足石刻之间》，2025年

12、山西大学，《民间工匠的世系传承与身份认同》，2026年

13、大足区情简介（2026版），大足区人民政府

14、《人民日报》海外版，《读懂大足石刻（看·世界遗产）》，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