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乡土营造：脱离官式法式，自成一派的川派古建技艺

提起中国古建筑，多数人想到的是故宫的太和殿、五台山的佛光寺——那些遵循《营造法式》或《工程做法则例》的官式殿堂：抬梁构架、斗栱层叠、举折屋面、琉璃瓦顶。但在四川盆地和川东山地，工匠们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这里没有煌煌官颁营造法典，却有四句流传民间的营造口诀：”青瓦出檐长，穿斗格子墙，悬崖伸吊脚，外挑跑马廊。”寥寥二十字，画出了一套与北方官式建筑完全不同的营造逻辑。

一、为什么巴蜀”不按规矩来”？

这个问题，1939年走进四川的梁思成和刘敦桢也问过自己。

当年8月，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四人从昆明出发，开始了学社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田野考察——历时173天的”川康古建筑调查”，足迹覆盖35个县市、730多处遗址，拍摄照片3100余张。他们原本打算沿金牛道、嘉陵江一线寻找宋元木构，结果却大失所望。梁思成后来写道：四川的木构建筑”几乎全部毁于张献忠之乱”，现存最早的也不过明末清初。学者萧易近年重走这条路线后统计，当年营造学社调查的730多处古迹，如今留存下来的已不足一半。

但正是这次”失望”的调查，让营造学社的学者们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四川古建筑不是北方官式体系的”简化版”或”落后版”，而是有着自己独立逻辑的另一套营造传统。它之所以”不按规矩来”，至少有三重原因。

第一，地理与气候决定了建筑形态。四川盆地夏季闷热、冬季湿冷、雨量丰沛，川西平原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墙身若用官式建筑的砖墙，在常年高湿环境中极易返潮发霉。于是川派建筑发展出了”大出檐”——悬山屋顶在山面也能挑出4至8椽（椽条宽约10厘米，间距约13厘米），山面出挑实际可达近1米。这样深远的出檐在北方建筑中极为罕见，但它能护住竹编泥墙和木板墙面不被雨水侵蚀。同时，川派屋面通常不做官式的曲线”举折”，而是直坡到底，屋脊曲线也比闽粤等地平缓得多。

第二，材料决定结构选择。川渝山地盛产竹木，但粗大径级的建筑用材并不充裕。抬梁式构架需要大断面梁材，这在北方木材丰富的地区可行，在四川则过于奢侈。穿斗式构架的柱径一般仅20至30厘米，穿枋断面更小，檩距多控制在1米以内，整体用料极为经济。而蜀地恰好出产韧性极佳的慈竹、楠竹，工匠们便发展出了以竹为骨、以泥为肉的”竹编夹泥墙”——这是官式建筑中绝无可能见到的墙体工艺。

第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重塑了建筑基因。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清康熙年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带来了楚、粤、闽、赣等地的建筑传统。比如福宝古镇的廊坊街，明显受到广东骑楼文化影响；大竹清河场的骑楼式场镇，更是把西式柱廊与川派小青瓦屋顶拼在了一起，被后人戏称”穿西装戴瓜皮帽”。再加上移民带来的多元民间信仰，催生了大量会馆建筑——湖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每一座都是不同地域营造技艺与巴蜀本土做法的融合实验。

二、穿斗构架：川派营造的”骨架”

如果说官式建筑的灵魂是抬梁式——柱上架梁、梁上叠梁、梁头承檩——那么川派建筑的灵魂就是穿斗式。它只做了一件”减法”：把梁去掉。

在穿斗构架中，柱子沿房屋进深方向密排，每根柱头直接承托一根檩条，屋面荷载由檩直接传递给柱，省去了”梁”这个中间环节。柱子之间用横向的”穿枋”贯穿连接，形成一榀独立的屋架（川人称”列子”）；相邻两榀屋架之间再用纵向的”欠子”（檐柱之间称”斗枋”，内柱之间称”纤子”）拉结，构成完整的空间结构。

穿斗构架有一个官式建筑不具备的建造优势：可以在地面上将整榀屋架拼装完成，然后整体竖立——省工、省料、便于施工。此外，穿斗节点为榫卯柔性连接，能通过整体协同卸力，在地震时表现出”墙倒屋不倒”的特性。2008年汶川地震后，罗城古镇不少穿斗老宅”一片瓦都没有掉”，便是明证。

但穿斗式也有一个明显的短板：柱子排得太密，室内空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连通的大空间。对此，川渝工匠发明了多种补救措施。最常见的是”隔柱落地”——并非每一根柱子都落地，一部分短柱骑在穿枋上，落地柱间距扩大。更进一步的方案则是”混合构架”：房屋两侧山墙仍用穿斗式保证整体性，中部明间改用抬梁式获得开阔空间（横向混合）；或者在同一排架中，两侧用穿斗、中部用局部抬梁（纵向混合）。四川民居最常见的进深为五至七架（”一檩即一架”），大户人家可达十一架甚至十三架。

三、檐下功夫：挑、吊、撑、台的四字法则

如果说穿斗构架是川派建筑的”骨架”，那么深远的出檐就是它最有辨识度的”表情”。官式建筑在元代以后斗栱退化，出檐越来越小；川派建筑则反其道而行，把出檐推到极致——因为在四川，出檐不是装饰，是保护墙身的刚需。

在没有斗栱的情况下，穿斗构架如何把屋檐挑出那么远？答案是一套叫作”挑枋”的悬臂出挑体系，远比斗栱高效直接。

与挑枋配合的还有”撑栱”（也称撑弓）——一种从檐柱斜向伸出的木构件，顶在挑枋之下，将出挑荷载的一部分斜向传回柱身。川渝各地的木雕撑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工匠们将其雕刻成卷草、云纹、瑞兽甚至戏曲人物，兼具结构功能与装饰意义。刘敦桢在1930年代的西南调查日记中曾特地提及撑栱，遗憾的是这一构件至今仍缺乏系统研究。

而在山地地形中，川派工匠发展出了四种基本的”地形适应手法”，可概括为四个字：

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其灵活的空间策略：建筑平面不再受地形约束，可以随坡就坎、随曲就折。在同一座住宅中，地平常有数个等高线——这间比那间高出三尺，上去又是一层阁楼，上上下下，极富变化。”这里的人们没有愚公移山的气魄，却依附于自然，对自然撒娇”——一位建筑学者曾这样描述川渝民居与地形的关系。

四、墙与瓦：两样官式建筑没有的”气候对策”

提起”竹编夹泥墙”，北方人大概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墙体。它的做法是先以竹篾编织成网状骨架（类似现代建筑的龙骨），再以草筋泥（粘土掺碎稻草）填充，最后用白灰饰面。整面墙轻巧透气，竹木材料又能阻隔热辐射——与官式建筑厚重的砖墙完全不是同一套逻辑。

但这种墙也有明显的缺点：经不起雨水长期冲刷。这就是为什么川派建筑必须把出檐做到那么深——檐口挑得越远，墙面越安全。在福宝古镇等川南场镇中，”竹篾夹土墙”是普通民居最常见的墙体形式，而砖石墙体反而只在”三宫八庙”等公共建筑中出现，在当时属于”高档建材”。

与竹编墙配套的是另一种看似粗糙实则精妙的工艺——”冷摊瓦”。

所谓冷摊瓦，就是将约1厘米厚的小青瓦直接散铺在椽条之上，不加灰泥粘结。瓦片之间留着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微细缝隙。这些缝隙小到雨水滴不进来，却大到足以让空气缓慢流通。冬天门窗紧闭时，冷摊瓦屋顶替整座房子做着”被动式换气”——室内湿气从瓦缝排出，新鲜空气徐徐补入，人感觉不到风，却不觉憋闷。夏天更妙，热空气上升穿过瓦缝带走室内湿气，等于给整座房子装了一套零能耗的”新风系统”。这种屋顶只有在小青瓦和潮湿气候的组合中才能成立——北方冬冷、西北干燥，都用不了冷摊瓦。

从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商周建筑遗迹来看，成都平原28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木桩基础、木地梁、竹木绑扎与榫卯结合的干栏式建筑。到了汉代，画像砖上的宅第图案已经显示出成熟的穿斗构架、深出檐和架空地板。可以说，今天川渝民居中看到的竹编墙、冷摊瓦、吊脚楼，其技术基因至少可以追溯两千年。

五、场镇类型学：巴蜀古建最精彩的”群像”

如果只看单座建筑，川派古建未必比官式建筑”壮观”。但巴蜀古建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不在单体，而在群体——散布于巴山蜀水之间的数百座传统场镇，是川派营造智慧最集中、最精彩的展览场。四川传统场镇的空间形态极为丰富，从布局方式上可分为至少八种类型。

其中，罗城古镇的船形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明末崇祯元年（1628年），此地因缺水被称作”旱码头”，当地秀才留下一句近乎谶语的话：”罗城旱码头，客商难久留，要得不缺水，罗城修成舟。”工匠们便真的把整条主街修成了一艘船的形状——中间宽、两头窄，209米的青石板路犹如船底，两侧鳞次栉比的木构建筑勾勒出船舷曲线，中央的古戏楼恰似船舱。这条街至今仍是川南百姓喝茶、打牌、看川剧的公共客厅，戏楼三层架空设计高达传统戏楼基座的两倍，既满足人群聚集需求，又暗合”水涨船高”的隐喻。1982年，澳大利亚人在墨尔本按罗城船形街的格局复刻了一条”中国城”，川式建筑智慧由此远渡重洋。

福宝古镇则是”包山式场镇”的极致演绎。这座位于泸州合江县的古镇，因”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形成于清康熙末年，由民居与”三宫八庙”（清源宫、万寿宫、天后宫、土地庙、五祖庙、张爷庙、禹王庙、火神庙等）组成，95%以上为明清建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乡土建筑研究团队曾在此做过深入调查，将其誉为”中国山地建筑的精华”。从高处俯瞰，斜山墙、长梭檐、高吊脚、大筑台四大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山地建筑群像——层层叠叠的人字山墙在青山绿水间涌动，充满浓郁的山乡风情。

阆中古城则代表了巴蜀场镇选址的”风水范式”。所谓”前有照，后有靠，青龙白虎层层绕。金水多情来环抱，朝案对景生巧妙”——阆中北倚蟠龙山为屏，南面锦屏山为案，嘉陵江绕城三面呈”冠带水”之势，是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最完整的实物图解之一。而营造学社1939年到访阆中时，还考察了观音寺等古建，拍下珍贵照片。如今阆中古城内穿斗结构的川北民居与张飞庙等祠庙建筑交相辉映，是川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2025年入选四川省省级非遗）的重要载体。

六、营造学社在巴蜀：一次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逆时代工作”

讲川派古建，不能不提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的那段岁月。

1939至1940年的川康调查虽未能找到宋元木构，却意外地开辟了一扇了解汉代建筑的窗口。全国现存汉阙中，巴蜀地区占三分之二（全国约43至47座，四川24座，重庆6座）。仅渠县一县就有6处7尊汉阙——冯焕阙（121年）、沈府君阙（双阙俱存）、蒲家湾无铭阙、王家坪无铭阙、赵家村东/西无铭阙——集中分布于土溪镇至岩峰镇不到10公里的古驿道旁，被誉为”中国汉阙之乡”。这些汉阙全部采用石仿木结构，细致地雕出了枋、栱、斗、柱、屋顶等木构件的形态，为后世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

梁思成后来提出了著名的”佐证法”——既然汉代木构建筑无一幸存，那就从汉阙、崖墓、石窟这些”石头的建筑史”中倒推木构的原貌。他在《中国建筑史》汉代部分大量倚重四川考察的成果。1940年，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往宜宾李庄，在此度过了抗战中最艰苦也最高产的六年。

在李庄的六年中，梁思成写完了《中国建筑史》，刘敦桢将多年调查整理为《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林徽因强撑病体协助研究。1943年，学社成员冒险登临李庄附近石牛山上的旋螺殿——这座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建筑，通高25米，以三层叠落、状如螺旋的精美藻井闻名。学社测绘后破译了其完整构架，评价它”置诸巴蜀……颇足傲于当世之作也”。刘致平还单独考察了成都、广汉等地的川西民居，相关成果后来成为研究四川乡土建筑的基础文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营造学社在四川的田野工作，第一次把川派古建从”地方做法”提升到了学术视野之中——它不是”不入流”的民间营造，而是一套值得被测绘、被分析、被写入中国建筑史的独立体系。

巴蜀乡土营造到底脱离了官式法式的什么？

它脱离了”以材为祖”的模数体系——穿斗构架不讲材分制、不讲斗口制，柱径和穿枋尺寸由匠师经验决定。它脱离了斗栱出檐的承重逻辑——以挑枋悬臂替代斗栱层叠，更为直接高效。它脱离了举折曲线的屋面美学——直坡到底，不追求官式那套精确到每一架举高的坡度递增。它脱离了砖石围合的墙体惯例——以竹编泥墙和木板墙适应潮湿气候，在墙的”呼吸”上做文章。它甚至连建筑朝向都可以不讲究——川东山区民居多依山崖而建，坐北朝南让位于”坐坡朝江”。

但巴蜀营造从未真正”脱离”中国木构建筑的根本——榫卯节点、梁柱框架、穿斗逻辑。它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和官式建筑同样的问题：怎样用木头在土地上造出适合人住的房子？官式建筑的回答是规制、等级、秩序；川派建筑的回答是适应、灵活、共生。

这两种答案并行了一千多年，谁也替代不了谁。2025年，”川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入选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福宝古建筑群已整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城古镇的船形街依然每天早上飘起盖碗茶香。这些看得见的保护成果背后，是看不见的技术逻辑还在延续——川渝乡村的建筑工地上，匠人们仍然说着”硬挑””软挑””双檩子””地脚枋”这些《营造法式》里找不到的词。它们没有被写进任何一部官颁营造法典，却写在了巴山蜀水之间的每一座老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