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悬崖上的佛龛，东方泥塑艺术的巅峰之作

一、一座”麦垛”决定了一种艺术

麦积山位于甘肃天水市区东南约三十公里的小陇山林区，海拔1671米，相对地面高度142米。它孤峰崛起，在周围群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兀。古人觉得这山”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于是给它起了个接地气的名字。

公元四世纪末，后秦君主姚兴崇佛。他在长安迎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译经讲法，同时将目光投向了秦州——这片被陇山渭水环抱的”陇上江南”，既是后秦的龙兴之地，也是长安以西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节点。敦煌研究院张铭研究员在谈及麦积山选址时指出：”麦积山正好处于中国石窟走廊的’十字路口’。位于这样的古代交通路网中，此地更易受不同地区文化的影响。”

姚兴下令在此凿山开窟。南宋地理学家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记载：”麦积山，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千崖万像，转崖为阁，乃秦州胜景。”后来的考古碳十四测年也证实，第74、78等早期洞窟的开凿年代恰在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与史籍记载完全吻合。

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麦积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山体为红色砂岩，质地松散——根本刻不了石头。

这对别处的石窟来说可能是致命缺陷。麦积山的工匠们却找到了另一条路：既然刻不了，那就塑。

这条路并非凭空而来。天水所在的渭河流域，正是中国最早使用彩陶的大地湾文化所在地。早在七八千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选土、和泥、塑形、敷彩的完整技艺链条。佛教传入天水之时，当地人早已是玩泥巴的行家。工匠们将祖传的泥塑手艺与印度传来的佛像样式一结合，便诞生了以泥塑为主的麦积山石窟——它是中国四大石窟中唯一一座90%以上造像为泥塑的洞窟群。

有时候，限制恰恰是创造的起点。因为不能刻石，麦积山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泥塑之路；而一旦走上这条路，工匠们很快就发现：相比于石雕，泥塑有更大的自由——它可以更细腻地表现肌肤的质感、衣纹的流转、表情的微妙变化。可以说，正是丹霞地貌的”短板”，催生了中国泥塑艺术的最高峰。

二、一部用泥土书写的千年雕塑史

麦积山最独特的价值，是它保存了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多年、从未中断的泥塑演变序列。

敦煌的壁画虽美，但泥塑序列不如麦积山完整；云冈、龙门的石雕虽精，但开凿主要集中在北魏和唐代。唯独麦积山，从后秦到清代，十一个朝代一个不落地在崖壁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按照艺术史学者们公认的断代来看，这条序列呈现出一条清晰的风格演进线索：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强曾对媒体说：”麦积山石窟造像以泥塑为主，保存了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完整序列，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造像艺术的特点。它处在石窟中国化的关键位置上——从早期较生硬的外来风格，逐步转化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

这种”石窟中国化”的轨迹，在麦积山第74和78窟中体现得尤为清晰。这两个早期洞窟里，正壁左右上方的佛龛中出现了交脚和思惟菩萨的组合——这是典型的犍陀罗石刻样式。但龛的穹窿顶式形制，却完全仿照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毡帐建筑。正是这种外来佛像+本土建筑的”混搭”，标记了佛教艺术刚刚踏入中国时的原初面貌。以此为起点，工匠们一路将佛像的服装从半偏袒袈裟改成了褒衣博带，将面容从深目高鼻变成了秀骨清像，将窟形从印度支提窟改成了汉式殿堂——到西魏北周时期，你已经很难在麦积山的佛像身上找到多少印度痕迹了。

三、第127窟：被严重低估的北朝壁画宝库

麦积山以泥塑闻名，但它的壁画同样不应该被忽视——虽然因陇南多雨潮湿，现存壁画仅千余平方米，却有着”中国之最”的地位。

第127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宽8米、深4米、高4米的长方形大窟，正壁、左壁、右壁各开一龛供三佛，其余壁面和窟顶全部绘满了壁画——是麦积山壁画最丰富的一个洞窟。这里面藏着多件”中国最早”和”中国最大”：

西方净土变（西壁，宽4.55米，高1.63米）：画面正中阿弥陀佛端坐于大殿佛座上，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侍立两侧，前方有大型建鼓，两侧乐伎各持箫、笙、箜篌、筝、阮等乐器和乐击鼓，天空中飞天伴随流云飘舞——这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完备的大型西方净土变壁画。敦煌同类经变画最早见于隋代，比麦积山晚了近百年。

涅槃经变（正壁，长达8米）：绘有佛陀最后一次说法、入棺、众生举哀、八王争舍利、起棺、火化等完整故事情节，是北魏时期最大的一幅涅槃经变。

睒子本生（窟顶前披，长7.2米，高1.4米）：以连环画形式讲述孝子睒子的故事，由国王出行、射猎、误射、睒子倾诉、探望盲父母、盲父母哭诉、天神相救等画面组成，其中的山川河流、树林巨石构图，在中国早期山水画中独树一帜。

舍身饲虎（窟顶两侧披）：深山平地上躺着一人，群虎围食——极度悲壮的画面，以极简的笔触传递了自我牺牲的精神主题。

吴作人、常书鸿、段文杰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将127窟的壁画称为”中国之最”。孙晓峰研究员也指出：”在现存同时期的各类绘画作品中，尚未有在构图、技法、艺术成就等方面超越于此的。即使近百年后的敦煌绘画作品，仍是逊色于此。”

四、散花楼：一座”会飞”的宫殿

沿着麦积山东崖的凌空栈道一路攀登到最高处——距地面约八十米的地方——你会看到麦积山最为宏伟壮观的洞窟：第4窟。

当地人称它”散花楼”，正式名称是”上七佛阁”。它开凿于北周时期（557—581年），由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其亡父祈福所建。原建筑为一座七间八柱的大型仿宫殿式崖阁，通高16米，横宽31.7米，进深13米——在悬崖上凿出屋脊、鸱尾、瓦垅，前檐立八根大石柱（每根高7.3米、直径1.2米），柱下有覆莲柱础，柱上有大斗和额枋，屋顶有天花板，每间六块分格。它是全国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仿宫殿式洞窟。

可惜的是，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的一场大地震，把前廊中间的六根石柱连同屋顶全部震塌了。今天你站在散花楼上，只能看到东西两端残存的两根角柱和一小部分天花板——但即便只是这几千块残件，也足以让你倒吸一口凉气。三十多米宽、十六米高的庞然大物，就这么悬在距离地面八十米的半空中，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工匠到底是怎么把它”盖”出来的？

李允信在工程完工后，请来了南北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庾信写了一篇《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这篇骈文辞藻华美，气象雄浑，开篇便是：”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结尾更是气势庄严：”法云常住，慧日无穷。方域芥尽，不变天宫。”

民国学者冯国瑞在《麦积山石窟志》中读到这段铭文时激动不已，写下了这样的评价：”令山岩豁然生色者，唯庾信一铭，层壁摩崖，照耀寰宇，虽龙门伊阙，亦无此等伟迹。”而远在重庆的于右任读后又为麦积山题写了一副名联：“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将麦积山的艺术与敦煌相提并论，把庾信的铭文视为传世之珍。

散花楼真正的艺术灵魂，藏在七座佛龛上方——薄肉塑飞天。这是麦积山独一无二的绝技：飞天的脸部、胳膊、手、脚等裸露部分，用厚度不超过5毫米的浅浮雕塑出；衣裙、飘带、乐器、香花等，则用壁画的手法绘制。在同一个平面上，塑与绘完美咬合，远看是画，近看是浮雕，光影流转之间，飞天仿佛真的要从墙壁上脱离出来。这种”半塑半绘”的技法在中国所有石窟中仅此一处，被研究者视作绘塑融合艺术的巅峰之作。

散花楼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洞窟周围四面环山，崖壁的残垣形成了一个天然凹陷。晴天无风之时，从栈道上向空中抛洒花瓣或纸屑，它们不但不会飘落，反而会冉冉上扬，直上晴空，如同漫天飞花。这个现象在五代王仁裕的《玉堂闲话》中就有记载，也是”散花楼”一名的由来之一。

五、第44窟：一场刻在泥巴里的爱情悲剧

如果说山水和工艺决定了麦积山石窟的物质形态，那么第44窟的那尊坐佛，则赋予了它最动人的灵魂。

这尊佛像高1.60米，头上水涡纹高肉髻，内穿僧祇支，胸前系结，外披通肩袈裟，半结跏趺坐。面容呈鹅蛋形，肌肉饱满温润如玉。眉目细长，嘴角微微内含，透出一个含蓄隽永的微笑。俯视的角度被设计得极为精妙——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觉得佛正在看你。她的神情慈悲而庄严，娴静而宽容，被后世称为”东方美人””东方的蒙娜丽莎”。

但这样一张平和慈悲的面容背后，藏着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西魏开国皇帝元宝炬有一位皇后，姓乙弗氏，河南洛阳人。她貌美端庄，生性节俭仁慈，与元宝炬感情极深。奈何元宝炬不过是个傀儡皇帝，实权握在丞相宇文泰手里。公元538年，为联合北方柔然共同对抗东魏，宇文泰逼迫元宝炬废黜乙弗氏，迎娶柔然公主郁久闾氏为皇后。

乙弗氏被废后出家为尼。但柔然公主生性嫉妒，容不下乙弗氏的存在。元宝炬为保护她，将她和次子武都王元戊一同送往秦州（今天水）暂居，私下还偷偷传信让她”蓄发，待机接回”。但消息走漏之后，公元540年春，柔然以乙弗氏”尚在”为由发兵南侵，大军压境。朝中大臣一致认为”柔然发兵，是因为乙弗氏还活着”。

万般无奈之下，元宝炬亲手写了一道赐死的敕令。

乙弗氏接到敕书时说了八个字：”天下康宁，死无恨也。”——《北史·后妃传》详细记录了这一幕：她与儿子武都王诀别，”话语凄切，众人皆垂涕失声”，随后叫来僧侣设供，令侍从几十人落发出家，然后自尽。年仅三十一岁。

儿子元戊将母亲葬在了麦积山上的一处石龛中——这就是今天的第43窟，旧称”寂陵”。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考证，学术界普遍认为，紧邻43窟的第44窟是武都王为怀念母亲而开凿的，正壁主佛的面容就是以乙弗氏为蓝本塑造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抹微笑，是一千五百年前，一个儿子想象母亲去往佛国以后的表情。

这个故事给了麦积山石窟一种其他石窟所没有的东西——庙堂之外的人性温度。在云冈，佛像是帝王；在龙门，佛像是皇家的功德。而在麦积山第44窟，佛是一位母亲。

六、第133窟：一个孩子的笑与一位父亲的泪

沿着西崖的栈道再往上走，你会到达麦积山内部空间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洞窟——第133窟，俗称”万佛洞”。

这个洞窟的形制非常特殊：由一个横长方形前室和两个纵长方形后室组成，整体呈”业”字形。研究者认为它仿照了汉代墓葬中”横前堂双后室”的形式，纵深10米，横宽12.3米，高5.8米。窟内复室叠龛，结构复杂，共保存了3400余身造像和18通北朝石刻造像碑——整个洞窟就是一座小型的雕塑博物馆。

走进窟门，右手边东北角，一尊身高不足一米的小沙弥站在那里。他光头圆脸，弯眉细目，身穿宽大的袈裟，身体微微前倾，头稍稍低下，双唇轻闭而嘴角上扬——那抹笑意清纯天真，毫无匠气，仿佛不是刻上去的，而是心底喜悦的自然流露。据麦积山石窟的研究资料，这尊泥塑是北魏晚期”秀骨清像”风格的经典之作，被公认为”东方微笑”的代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出身的学者冯国瑞曾言，这尊小沙弥”细眯的双眼好像在琢磨刚才的说教，嘴角深深刻印的会心微笑更像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

而洞窟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宋代重塑的”释迦会子”——它讲述的是一个在佛教艺术史上非常罕见的题材：释迦牟尼认子。

释迦牟尼立在三重仰覆莲瓣之上，通高3.1米。在他右手之下，站着身高仅1.44米的罗睺罗——佛陀出家前与妻子耶输陀罗所生的儿子。他双手合十，恭顺地立于父亲跟前。整组雕塑凝固在一瞬间：佛陀的右手悬停在罗睺罗头顶，欲抚未抚，指节微曲如兰花瓣；眼眸在自然光的映照下泛出宝蓝色，似乎含着热泪。

这不是一尊冷漠的”觉悟者”，而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抚摸儿子就出家了的父亲——以佛的身份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既想亲近，又须庄严；既有激动与愧疚，又必须不动声色。宋代工匠用最简单的手势和最难复制的表情，在泥巴里刻下了一个人”既是佛陀，又是父亲”的全部纠结。

窟内还保存着18通北朝造像碑，其中最精彩的是第10号佛传碑——以连环画形式完整铺叙释迦牟尼的一生：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示寂，十二段故事全部用浮雕加敷彩的方式刻在一块石板上。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评价此窟的作品时说：”整个浮刻的高低支配得如此之妙，不管光线从哪边照过来，都让人像面对着一朵清晨的玫瑰花。”

七、当佛走下神坛：第121窟与第123窟

麦积山石窟的另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的”世俗化”来得比其他任何石窟都早。

第121窟正壁龛外左侧，有一对比肩而立的造像——菩萨与弟子。弟子螺髻高束，双手合十，低首下视，嘴微抿；菩萨头微侧，右手持莲，似乎正凑到弟子耳边说着什么悄悄话。两个人物的身体微微向对方倾斜，衣纹下摆几乎交叠在一起——所有去过第121窟的人，都会在这组造像前停下来。它们不需要解读和注释，你一眼就看出：两个人在说悄悄话。学者们称它为”窃窃私语”，而普通游客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那就是两个真实的人在佛堂里偷偷聊天。

第123窟则展现了另一种人间温度：一对童男童女站在佛像两侧——童男头挽双髻，面庞圆润，双手拱于胸前；童女束双丫髻，眉眼清秀，抿唇含笑。两个孩子的姿态天真稚拙，丝毫没有宗教造像的距离感，倒像是隔壁家的一对小孩被大人拉着进佛堂，”站好，别乱动”。造像研究专家指出，这种对世俗儿童的忠实刻画，在整个北朝石窟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第44窟的母爱，到第121窟的密语，再到第123窟的童趣——麦积山的佛陀似乎一直在”往下走”：从高高在上的神明，一步一步走进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你甚至可以说，中国佛教造像的”人格化”进程，正是在麦积山完成的。

八、栈道上的八十米：一项持续四十年的工程

说了这么多洞窟里的塑像和壁画，如果不讲一讲它们是怎么保存到今天的，这篇文章就不算完整。

麦积山石窟全部开凿在高20至80米、宽约200米的垂直崖壁上，洞窟之间靠悬空栈道连接，最高处有十二到十四层之多。五代王仁裕描述道：”其青云之半，梯空架险，有散花楼。”杜甫流寓秦州时也曾登临，写下”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你可以想象，在没有脚手架和大型机械的年代，工匠们是怎样将自己悬挂在绝壁上、一锤一凿地叩开岩壁、然后一捧泥一捧泥地塑造佛像的。在古代石窟的营造工程中，麦积山是最为艰险的一处。

然而到了晚清民国，这种”艰险”已经变成了”破败”。1941年，天水学者冯国瑞——一位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师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问家——六次登上麦积山时就发现，栈道大多塌毁败绝，西崖完全无法通达，很多洞窟只能隔空远望。

冯国瑞以”对证古本”的方式勘察石窟、抄录碑文、测绘编号。仅仅用了两个月，他就写成了一部两万余字的《麦积山石窟志》，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300本发行。这是麦积山石窟有史以来第一份科学的研究报告。《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相继报道，学术界的目光第一次聚焦到了这座被遗忘的悬崖上。

此后的几十年里，麦积山的保护和修缮被提上议程。1952年，敦煌文物保护者常书鸿带领西北勘察团新修和加固西崖栈道100多米。1953年，”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正式成立。

而真正让麦积山”转危为安”的，是1977年至1984年历时八年的全面加固工程。工程采用了”喷锚粘托”综合技术——将钢筋混凝土悬臂梁锚入崖壁4米深，外露部分2至4米，间距3米，栈道设计活荷载350千克每平方米，总安全度不小于2.5。这是我国石窟寺加固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重大保护工程，以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将研究贯穿工程始末。这项技术于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在此后二十年间支撑了我国石窟寺加固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2017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今天的麦积山已经建立了基于物联网的监测预警体系——洞窟内放置的传感器实时采集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岩体裂隙、光照强度乃至文物倾斜角度的数据，构成了每一件文物的”健康档案”。”云上麦积”数字平台更是让全球观众可以线上全景参观洞窟。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麦积山石窟考察，沿着栈道仔细察看距今1600多年的洞窟和雕塑、壁画。他鼓励文物工作者”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从冯国瑞到常书鸿，再到今天守在洞窟里一天只能修复一处豁口的年轻修复师们——八十多年来，三代人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座悬崖。

九、尾声：泥土里开出的文明之花

回过头来看，麦积山石窟凭什么被称为”东方泥塑艺术的巅峰之作”？

第一，它拥有一个无中断的、跨越十一个朝代的艺术序列。从后秦的魁伟、北魏的秀骨、西魏的俊朗、北周的珠润、隋唐的丰腴到两宋的写实——你可以在一条崖面上看完中国泥塑如何一步步从梵相走向汉风、从神性走向人性。这种纵向的完整性，在全中国的石窟寺中是唯一的。

第二，它的泥塑技艺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单看数据：221个洞窟、3938件造像、10632身——其中最大的高逾10米，最小的只有十几厘米。无论是巨型崖阁还是指腹大小的影塑千佛，工匠们都用相同的认真在对待。而”薄肉塑飞天”那样的绘塑合一技法，在全中国石窟中仅此一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把”人”带进了佛的世界。在其他石窟，你看到的是神；在麦积山，你看到的是母亲、孩子、窃窃私语的朋友、正在认亲的父亲。这得益于石窟的特殊属性：麦积山从来不是纯粹的皇家工程，当地官吏、僧团、各族平民共同参与了开凿。佛像的表情来自出资人和工匠的内心投射——当我们站在第44窟乙弗氏的”微笑”面前，看见的不只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微笑，更是一种超越时间的精神慰藉。

也许这才是”巅峰”的真正含义：最好的艺术，不是让观众仰视，而是让观众找到自己。

麦积山做到了。